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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百道判文情与法审美 唐代是中国法制的形成期和鼎盛时期。司法制度的相对完善对司法文件的水平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文学的繁荣使整个社会的语言形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这一背景下，结合司法实践和文学评价的词汇发展而来。“唐前尚未有大量的形式讲究的拟判，而实际的案判在语言形式上又比较质实粗糙。”唐判，把判词从单纯、质朴的实用性提升到实用与审美并重，“是中国古代判词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鉴于涉法文学对法律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和判词对生动理解司法观念的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中国本土国情，通过解读唐代判词的典型代表———白居易的“百道判”，反思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一、 对策:立法、司法、文学纠纷中的判词 贞观十八年(公元802年)，白居易为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自拟以行为人可能触律犯禁的诉讼狱案为判题，再以折狱文吏自居剖析纠纷、考量诉求后创作判词一百篇，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将其称为“百道判”(1);因其中的拟制人名大多以甲、乙、景(2)、丁等天干代替，故又称“甲乙判”，收录在《白氏长庆集》第66卷、67卷中。 “百道判”是应试举士为科考而历练笔力的科判，制判者以拟定事实为据，对特定问题阐明自己的法律判断。作为用文学手段表达法律问题的拟判，它于虚拟、想象中创作，区别于司法机关针对具体案件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实判;但社会热点的思考深入、遣词造句的匠心独具，使之成为当时文人攻学判文的范本，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P.554)，这对当时官员的司法实践必定也起到一定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虽然我们认定‘百道判’的创作是虚拟性的，但于其中所涉及、反映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P.39)白居易的思想根植于中国丰厚的文化土壤，其价值取向的形成受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因而作品的理论主张不可能脱离于时代而孤立存在。判词内容触及军国政要、婚姻家庭、品行操守、教育科举等诸多问题，反映唐代社会琐细复杂的生活百科，广阔深刻且具针对性，方便我们还原唐代社会全貌。针砭时弊、对社会思考的直陈说明更使我们对从其文章中研究唐代文化有直观的把握。其中依《唐律疏议》的律文处断的判文是法律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生动体现，益于我们探求法律的应用效果。为调和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差距，判决中衡情酌理的分析论证亦有助于我们思考情理法与社会变动相适应的关系。判词工于语言、文辞优美，文情并茂中表现出独具个性的法审美价值。即使判词中体现出某些白居易个人的价值偏好、是非曲直的评判标准，即使判词因不具有实效性而表达出某些白居易高于现实的法律理想，也因其反映出白居易所代表的唐代官员对法律制度的态度和看法而不可否认地成为当时法文化的一部分。因此，“百道判”不仅是白居易个人思想的物质载体，对“百道判”的研究也不应限于文学文本的框架内，应分解其中所蕴含的时代性法文化特征和司法观念，将其作为研究唐代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的史料。 二、 ．判词中多有律文，但有部分律文 从结构上看，“百道判”中每道判词均有题和对两部分。题简要陈述案情;对中一事一判，阐述判决的理由和结果。从内容上看，判词中有一部分化用经籍故事，但仍有“40余道涉及律文，占近一半”(P.46)。由此，以判文是否有律可依，可将判词分为两大类，但在有律可依的判词中还有一部分判没有依律断处。虽为拟判，判词里却能条分缕析、明辨是非、判定事理，具有实判文书的特征。 1. 《得乙盗买印用，伪造罪论》 “议事以制，政乃弗迷”(《尚书·周官》)，依法断案是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但要真正定纷止争、使人信服还需融法理于事理，通过解释，对裁判结果的适法性作出说明。在推崇徳治礼教的社会里，地方行政官吏在兼任行政、司法等工作职能外，还承担教化百姓的责任，以断案执行律令，能达到法律宣教的目的。在《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P.1392)中，丁以乙家已收聘财为由要求确认与乙女的婚姻关系，而乙以双方未立婚书抗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婚姻关系的成立要件。白居易在判词中说“虽必告而是遵，岂约言之可爽?”指出乙违背先约行为的不当。接着援引古礼，“人币之仪，既从五两”(1)，“御轮之礼，未及三周”(2)，即乙丁两家既然按照成婚之道下聘纳币，却最终未能执行成婚之礼。又从道义上责备乙“违在耳之言”、“乖宿诺”的悔婚行为。最后根据《唐律疏议·户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財，亦是。”(P.253)的规定，提出“婚书未立，徒引以为辞;聘财已交，亦悔而无及。”依律而述，明确接受聘财与回复应婚文书的行为具有同等的法律后果，纠正乙对未立婚书不为订婚的错误认识。在判词中，白居易没有运用专业性的法律语言，也没有明确是依何条律文而断，而是立足于事实，先进行事理分析再化用律文，先教化后判决。 通过宣教法律使民众心诚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