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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早期思想的知识背景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的英雄。1898年的改革运动使他成为全国舆论的流行趋势。他也是一位孤独而不知名的广东“村民”，一个接一个地改变了自我提升的时代潮流。然而,如何把握他早年的思想脉络却是个棘手问题。原因是他的传记资料虽多,但他所有传记资料的作者,包括梁启超,都是1890年,或更晚才首次接触康有为,这一年他已33岁,因此,关于他基本观念形成的早期都没有直接认识。而且,即使其自作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早年的叙述也是事后追述,依康有为的个性,恐怕难以判断其中部分材料的真实度。《年谱》1899年后的部分更非康有为亲自执笔,而是其女康同璧所编,可信度因此大大降低。 作为一位风云人物,康有为领导了十九世纪晚期的维新运动,此前的学术史上,他最为人知的是几部修正儒家传统的著作。在康看来,为了保卫儒家传统,必须对儒学做出新的修正,因此他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暗含改造整个儒家传统的努力。这一努力在《大同书》里走向极端。他相信,只有这样儒家传统才能生存下去,才能立足于那个东西文化互竞短长的时代。 从小浸淫于正统儒家学统中,并深受熏陶的康有为,何以会发展出“两考”和《大同书》那般极端的思想体系?实在是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又不能仅仅依靠那些并非完全可靠的传记资料,须从早年的家族生活和知识结构的关联性入手,揭示其早期著作中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发展脉络。 一、 朱次浚时对“无学”的态度转变 一般认为,康有为思想来源甚广,钱穆尝言:“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寓言之荒唐,为墨子之兼爱无等,又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如此驳杂的知识结构源头,在其早年生活所赋予的知识背景中。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颇有家学渊源的家族里,他的先祖自南宋末年便世居广东南海。康家的逐步发达始于19世纪的康辉,此人为1739年进士,笃奉新儒学道德哲学,并将它作为家学的一部分传授给后代。在其祖父康赞修的严格教导下,康有为幼年便受到新儒学道德教训的习染。这个家族给予他贯穿终生的“成圣”心态,加之大家族生活的不良记忆,早年进入其视野中的西学和佛学知识,一并构成康有为思想的多重维度。 康有为十八岁时,经过一次失败的科考后,始从学朱次琦。朱是广东大儒,受时代学风影响,他“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P7)在教学中,朱次琦以“四行五学”教授学生,“四行”是纯粹的道德训诫,此不论。“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几乎涵盖中国传统学术的全部精华。 康有为1876年从学朱次琦,起初对朱赞赏有加,仅仅两年后,他的态度就发生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转变。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中,我们无法确切知晓个中缘由,只能猜测这种转变可能源于他自认为即将成为“圣人”的心态,或许也表明他对自身能力之逐渐成熟充满信心,他开始厌弃所学,他说: ……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辞九江先生,决归静坐焉。(P8) 这则材料显示康有为反对的主要是朱次琦强调考据训练之必要性,在求知方面显得急功近利的他无法容忍这种“无用”的知识。于是隐居西樵山,过着道家隐士般孤独而无拘无束的生活。 与朱次琦的决裂是康有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大乘佛教、政制、实际政治和西学。但他既远离正统学术传统,试图在西方和宗教知识系统中寻找学术资源,却又终生未能(或不愿)放弃传统学术。 他曾如是总结西樵山隐居生活:“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P9) 这里的措辞显示他的理想是“经营天下”,这是儒家传统认可的成就德行的主动人生。然而,康有为对儒学的理解却和他的家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家学所持的是一套世俗的看法,认为人应该以做官为途径,增进家庭利益和大众福祉,这也是大多数旧式家庭对后代的最高期许。康的志向远过于此,他的目标是“成圣”,而圣人的德化力量,本身便足以“经营天下”,一心“成圣”的康有为于是厌弃科举和朱次琦的“无用之学”。这时他最重大的发现便是“西学”。对于传统学术的悖离,使他更易于接受西学。如果说离开朱次琦仅仅意味着他试图与传统学术分道扬镳的话,那么与西学有了亲密接触的康有为进一步找到了“经营天下”的努力方向。在西学的刺激和对传统学术的依恋下,康有为开始思考创立一套融合中西的理论体系。在综合多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