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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前后中越边务经理方式的转变 由于越南“附属公民”的特殊身份，中法战争前，边务卿在决策的各个方面与战后有很大不同。鉴于战后中越边情的前后“迥别”,时人对于中越边务也有了新的思考和措置。孟森指出中法战后清廷始有“经营边防计”。1但战后善后诸事错综复杂,交相掣肘。对此,学术界已有研究尚欠深入探讨,2实则考察背后的人事曲隐,对了解变局下时人边务认知的转变,并进而探究清人经理中越边务的渊源脉络与前后沿革,颇有裨益。 一、 不能以“中法”为依据新的边制 关于清末以前中越边务的经理情况,清末曾随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至此的孟森称之为“不治之边”,并指交界地方“多康雍以来土司改流,阙设而官不时至,犹仍前代羁縻意”,而朝廷上下“相与鄙夷之,以为荒远不足治”。3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也认为战前中越边地颇为“浑涵”,“固由越南属藩,不甚考究”,并表示“边地荒远,地方官未能抚驭周密”。4民国任职于广西中越对汛机构的吴慤同样认为,在中法战前中越边地“虽有疆界之划分,却无防边之必要”。5三人类似的表述,实际上道出了时人对于中法战争前中越边情之感慨。 但若以“不治之边”、“示约束而已”指称晚清以前清人经理中越边务之规制,不免有所偏颇。乾隆八年(1743)广州将军策楞曾指“粤西南境紧接交夷,沿边一带,更土苗错处中华区,防范最为紧要”,并称“钦蒙圣谕,立法整饬边疆”,6可见中越边地并非完全“不治”,甚且或有“立法”。7但在同年,署云南总督张允就云南广南府属沿边添设兵练哨卡及客商填给腰牌事上奏,乾隆又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以此意善行之可耳。”8可见清廷上下对于中越边务之经理,实因时因人而异,并不能一语概之,而对于规制之要求亦不甚严。但中法战后时局一变,张之洞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中法即邻,时事迥别。”9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中法新约》)签订三月后,清廷正式下谕:“镇南、马白二关为滇、桂入越边要处所,现当和议甫成,越南游匪为患,关内亦多伏莽,此后分界通商,中外人民往来尤伙,必须大枝重兵添扎要隘,以戢奸宄而靖人心。”要求与越交界之滇、桂、粤三省督抚悉心会商,就“如何添设提镇专官”及分防驻扎处所一切通盘筹划覆陈。10清廷显然已认识到战后中越边务之严峻态势,“必须大枝重兵添扎要隘”更反映出清廷力求革新边制之决心。清初至道咸年间,中越沿边只在要道择地设关建隘,“以戍兵及沿边土司协力防守”。11此种布置,据乾隆年间广西巡抚舒辂称,“原止随地布置防守”。12而土勇掺防之制,据嘉庆朝修《广西通志》所载,其中土兵一般于附近村庄按户轮守,有的则按粮派发、按村选充。13此种规制,年久荒废自是难免,咸同时期又经兵燹,同治十一年(1872)冯子材援越剿匪,后撤师还界时就发现,沿边一带“关隘久废,城堡鲜完”,并请旨派员会同地方官“周历履勘,量加修葺”。14清廷随后表示同意,认为关隘久废不足以固边防,应及时修补,“毋任荒废”。15不久中法事起,越南为法所并,时势两异,显然已非修葺所能蒇事,重新规划边制势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二十二日即下谕滇粤各军限期全数撤回边内,但直至七月始命沿边督抚通盘筹划沿边布置,此举实与此前清廷有关中越划留“瓯脱”之策略考虑有关。16是年三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与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曾接连上奏清廷,请求在中越间划留两不驻兵的所谓“瓯脱”地方,李秉衡对此指出:“如将谅山、高平越境悉听法屯兵,则桂防处处可虞。敌或背盟压境,我将何支?”他建议“在谅山、高平一带之地,仿古制瓯脱,两国皆不置兵,听越民杂处,使我与法隔”。17而云贵总督岑毓英此后也上奏清廷,称“若宣光、兴化以西之地仍归我有”,则“边外之版图稍扩,滇疆之门户益坚。即使法夷背盟,战守皆有余地”。18他认为,如能将边外各隘归华,“则我得布防其间,重门扃钥,护守更严”,如果此议不行,“仅绸缪于滇境,则弃门关之要隘,而设卫于堂奥,得失判然”。19 随后岑毓英为此不惜违背清廷之前有关全军一律撤回边内的谕令,将所统各军就关内外分别驻扎,并将布置情形上陈清廷,期望获得清廷之默许。对此,清廷甚表不然,认为电谕“并无一字令在关外布置”,要其勿要再迁延撤兵日期,使法有所藉口,恐别生枝节。20但对于张之洞等人有关“宽留”边地之建议,清廷却并不表反对,甚至一度认同,表示“画瓯脱,现饬筹议”。21清廷的此种表态,无疑使滇粤疆吏对战后中越边务之筹办有所憧憬。直至是年五月,由于法方的抵制以及清廷的妥协,张之洞的“瓯脱”方案以及岑毓英的扩地方案终成泡影。后张之洞曾就此事致电岑毓英,称自己“苦争撤兵,请留瓯脱,竟不能挽救一二”,而岑随后也回电,无奈表示“荩谋瓯脱已不见用,则英请宣、兴以西之地恐更难望”。22此后清廷开始转而著意于滇粤沿边之具体布置,七月初五日,清廷先是要求滇粤疆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