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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茶树与洋务运动 “只有左宗棠受到西方的震动”。当时，有人评论说，左宗棠一定是。后来,一个时期内则认为左宗棠是卖国贼;现在则又有认为左宗棠是爱国主义者的。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认识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看来,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免不了走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之字路。 办洋务,是左宗棠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左宗棠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即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之前,四十年的时间,是读书、科试、教书、治学,是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经历。对这四十年,评论者一般并无异议。问题在于对之后的三十四年的评价。在这三十四年中,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有四项:①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②兴办洋务企业;③收复新疆、建设新疆;④抗击俄、法侵略者。左宗棠一生的后三十年是同洋务运动密切相联的。那些认为左宗棠是卖国贼的论者,其主要根据,也就在于说他办了所谓“卖国的洋务企业。” 左宗棠办洋务的功过如何?是值得专题讨论的。 一 吴海棠对船局的贡献 1861年,曾国藩于安庆设“安庆内军械所”,是清代办近代企业之始。1864年,左宗棠“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考求西国机器,制造、仿造小轮船,试行于西湖”(《左文襄公年谱》卷三,第27页),可以算为左宗棠办洋务的前奏。左宗棠正式办近代企业是从福州船政局的设立开始的。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1866年筹建,1868年建成。从1869年制成第一艘轮船“万年清”下水起至1897年,在28年间,共造轮船36艘。左宗棠是福州船政局的首创者,并一手筹办。虽然“方择福州马尾山下为船厂与法人德克碑、日意格条定章约”,便被清廷调补陕甘总督,但由于福州将军与巡抚等奏请缓行,清廷乃允其“自限四十日料理闽事而后卸篆”。他在缓行期间,物色接办人员,筹购机器,募雇洋匠来闽,发折三十余件,片四十余件,“心力为瘁”。期满西行,清廷见他办事认真,“所见远大”,上谕:“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沈葆桢总理船政,其未服阕以前,遇有船局事宜,由英桂等陈奏;服阕以后,由沈葆桢会同该督抚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洋务运动》,第5册,第48页)。左宗棠也确实是“身虽西行,心犹东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十)。“去时即虑事有反复,愦愦者必挠其成”(书牍卷九、页三十四)。果然,吴棠继任闽浙总督后,务求反左宗棠所为。左宗棠“所定诸大政,泯然俱尽”。他在陕甘“得闽中官绅书,痛诉其横决之状,觉一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处,心实痛之”(书牍卷九、页五十九)。由于左宗棠上奏朝廷,免去吴棠的闽浙总督之职,使沈葆桢得以专司其事,从而使船政局得以再次按照左宗棠所定诸大政发展。以后,船政局又遇到了经费困难,“银料俱尽”,左宗棠得知后,“忧虑殊深”,在“清敕闽省酌拨轮船经费片”内,认为“轮船一事尤全局攸关”请求“饬下闽省督抚臣行知司道,除每月解臣银五万两外,于欠解甘军积饷内,酌拨银若干为轮船经费;如实力不能及,或于现解臣军饷五万内及甘捐项下改拨银二万两,交轮船局收支,以免废辍”。(《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陕甘总督左宗棠片》《洋务运动》,第5册,第129页)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后,调任两江总督,仍然密切注意船政局的情形。“闻近年该局员匠愈趋愈下,制造学生之骄肆,监工之不力,均不似昔年规模,逖听之余,曷胜愤懑!”“并请饬下新任船政大臣何如璋,督饬提调,破除情面,切实整顿。各员绅、学生、监工人等,如果实心任事,出力者从优保奖,其意存委谢并捏造语言欺饰者,概予革退,毋许滥竽馈事”(《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两江总督左宗棠奏》同上,第300页)。清廷便对前船政大臣张梦元严行申饬,并命何如璋切实整顿,以重要工。左宗棠几次挽救船政局于各种困境之中。对于福州船政局的创立和成就,左宗棠的功劳无疑应居首位。 左宗棠所办的第二个近代企业,是西安机器局。陕甘用的新式军火,原是依靠上海的外国洋行代购。左宗棠觉得缓急难济。他一到西安,便筹建小型的西安机器局,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调募一批熟练工人,制造洋枪、铜帽和开花炮等军火。 随着西北战争的重心移到甘肃后,1872年,左宗棠便拆西安机器局的设备,移到兰州,设立兰州制造局。选用宁波及粤闽工匠制造,由左宗棠在闽旧部总兵赖长督之。兰州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并改进了中国旧有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常在左宗棠面前夸张俄国兵器锐利的俄官索思诺福见之亦“叹服同声,自此亦希言枪炮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页23)。 1875年,由帮办甘肃新疆军务的刘典的筹划,又成立兰州火药局。做子弹用的火药,原是从海外采购。左宗棠为要节省运费,常想自己提炼。火药局提炼的火药,经左宗棠几次指示改进,其上上好品,力量可比得上洋火药。这样,就能达到“省钱省力,自给自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