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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明史稿》补遗 万思通主编的《明史》称，他的手稿被王宏旭窃取。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对其进行了探讨，并对其学术思考进行了评价。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万氏亲笔的《明史稿》手稿,故各种意见,皆未能得出最终结论。笔者曾有幸查阅了今藏宁波市天一阁的《明史稿》(一名《明史列传稿》),考定半为万氏亲笔,半经万氏修改。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未能对此稿本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仅为初考,希冀能抛砖引玉,请史学界同仁多加指正。 《明史稿》的有关记载 万斯同在明史馆无总编之名而有总编之实,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是否仅对各史官的呈稿予以增损而自己一无所撰呢?由于万氏在京逝世时,其所藏书籍及各种手稿,都被弟子钱名世所窃,而其所窃,又不知所终,使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造成了困难。 幸而万斯同在京修史期间,曾两次归里探亲,他曾把自己撰稿的一部分携藏于家。雍正间,其子万世标著《明史原稿流散目录》,开列了“先君子明史原稿家间所藏者”的目录。除称《名臣列传》有陈诜、许汝霖、蔡瞻岷三家抄本外,又说:“其原稿皆在俨斋(王鸿绪)先生家。至《横云山人集》所刻史稿止得十分之一,皆系钱亮工(即钱名世)改本。如后妃、诸王、外国诸传不涉忌讳者又仍先君原本。熊中堂(熊赐履)进呈之史,又倩人改过,另是一册进呈”(《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明史原稿流散目录》)。 万世标所说值得注意的有四点:一,既说原稿家中有,又说皆在王鸿绪家,似有矛盾,然而细玩文意,在家原稿为斯同手迹的“原本”,而王氏所藏为钱名世“改本”,二,王鸿绪《明史稿》只不过取万氏原稿的十分之一;三,熊赐履于康熙四十一年进呈的史稿,是钱亮工改本中的改本;四,万氏《明史稿》又有钞本。 因此万氏《明史稿》在其身后的存在,就十分复杂了:既有万氏“原本”;又有他人所作经万氏修改的;有万氏口述钱名世笔录本(见阮葵生《荼余客话》卷九《万斯同修明史》);又有钱名世的“改本”;有熊赐履请人改过的史稿;又有王鸿绪的改稿;又有抄本。而抄本之中,经今人考证,有史馆抄本,有私人抄本;有抄于史馆未完成之稿,又有抄于已完成者,更有辗转互抄的。如此种种,致使现在所存的《明史》各种本子,详略分合,各不相同,谁为抄本,谁为稿本,也很难断定。 至于各种本子流散的情况,除万世标所说的外,方苞在康熙五十七年所作的《万季野墓表》中说,存于王鸿绪的本子,“淮阴刘永祯录之过半而未全”。这样,除万世标所说的《名臣列传》有陈实斋(陈诜)、许时庵(许汝霖)、蔡瞻岷(安徽桐城人)抄本外,增加了刘永祯抄本。至于原稿,更引人注目,光绪三十三年萧穆在《敬孚类稿》中说:“又以前闻万季野《明史稿》尚在故镇江府知府王可庄太守家”,而王可庄(即王仁堪)是从厂肆间购得的(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王仁堪与张之洞书》)。 在此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冯贞群的说法。1924年他有信给陈训慈先生,信中说:“《明史稿》钞本尚有存者,多属胥录本,非其手稿(原注: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有刊传稿,箧中有《地理志》稿,校横云史稿,无甚异同。)惟松江图书馆馆长雷君彦藏有残本四册,云得自横云后人(原注:本有八册,半赠缪艺风矣。艺风云亡,藏书流出,不知归谁氏?)有五色笔修改,句勒涂抹,损益甚众。贞群于曩年客游松江,曾寓目焉,大体本之《实录》,兼采野史。缪艺风云,季野原稿藏镇江府王可庄家,……访之闽中,其稿或可得也。”(引自《万斯同年谱》六《谱后》,香港中文大学1991年版) 后来,冯贞群致书黄云眉,也述及这一史稿。但这一部存于雷君彦、缪艺风处各四册的史稿,既有五人修改,自不属于万氏自撰史稿。冯贞群在与陈训慈信中说他藏有万斯同各类书稿,其中有《历代河渠考》,并说:“《四库》作《明史河渠考》,十二卷。采《明实录》中涉河渠者,分年编次,颇伤冗杂,与《横云史稿》详略殊悬。”可知所谓“历代”,指有明的各代。此书当为万氏备修明史所用的。 自雍正年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屡经沧桑,万世标所藏万氏原稿及冯贞群所藏《历代河渠考》,现又不知流散何处?也可能随着时间之流逝而在世上消失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谢国桢作《晚明史籍考》,六十年代,扩而成《增订晚明史籍考》,书中并未提到任何一种万斯同亲笔的《明史稿》,仅提及与万氏有关的三种抄本,即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明史》四百十六卷本和《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以及海盐朱氏所藏《明史稿列传》(残本,存八册)本。在《明史稿》三百十三卷本书目下面,引朱希祖《万斯同明史稿跋》中一段话:“北平图书馆购得福建王仁堪可庄所藏万季野先生《明史稿》三百十三卷,除去钞配《明史》三十卷,实存二百八十三卷。……其为乾隆时传钞之本,而非原本无疑。”这样,萧穆在《敬孚类稿》中所说的《明史稿》原稿,其实也是钞本,而非稿本。 谢国桢在引朱希祖话后,在按语中说:“近见萧山朱卿氏藏旧钞本《明史稿》八册,为永乐以迄天启、崇祯时之列传,与《明史》颇有出入。每卷有‘季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