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南戏的人文情怀——以《荆钗记》为例.docVIP

论宋元南戏的人文情怀——以《荆钗记》为例 南戏是宋元时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用南曲演唱的戏曲艺术。宋元南戏在爱情婚恋题材中留下不少作品，其中就包括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四大南戏中的《拜月亭》、《荆钗记》等。从早期的负心戏到后来流传下来的普遍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婚恋戏，可以看出人们已从封建社会传统的婚姻爱情观念中逐步解脱出来，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婚恋观，本文以《荆钗记》为例分析宋元南戏婚恋戏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婚恋观。 明人在评价四大南戏时以《拜月亭》为首，《荆钗记》位列《拜月亭》之后，仅次于《拜月亭》。建国以后对《荆钗记》的评价有两种不同认识。何其芳在《琵琶的评价问题》中曾为“四大南戏”排名，认为《荆钗记》“缺少内心矛盾，为封建道德所统一”[1]，艺术上也无可取之处，由此便将《荆钗记》在“四大南戏”中的地位排到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荆钗记》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徐庆祝、马美信《关于荆钗记的评价问题》也说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观念。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荆钗记》是一部歌颂坚贞不渝爱情和反封建的作品。东尼在《荆钗记读后》中认为《荆钗记》通过记叙王十朋和钱玉莲不惧豪强，勇敢追求自由婚姻爱情的行为，歌颂了这对夫妇坚贞的爱情，展现当时的社会风貌，同时抨击压迫势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荆钗记》在第一出《家门》即言此剧的创作意图在于使“义夫节妇永传扬”[2]，从字面上来看作者似乎真将《荆钗记》作为一曲封建道德的颂歌来写，但仔细研究剧中主人公王十朋和钱玉莲人物性格行为的具体表现，就会发现作品所表现的深层含义与作者的字面上的观点并不完全相符。 《荆钗记》相传为元人柯丹邱所作，据《紫桃轩杂缀》记载是由早期的负心戏《王十朋荆钗记》改编而来。这部作品对爱情婚姻进行了独特的诠释，与以往的婚变戏相比，表现出较为鲜明而进步的婚恋观。独特的婚恋观在其对钱玉莲和王十朋两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展现出来，揭示了其反封建的深层的社会意义，并从中折射出一定的人文情怀，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宋元时期南戏的思想内容及其蕴含的社会意义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本文试以《荆钗记》为例，从其独特的婚恋观入手，分析其剧本中蕴含的一定的人文情怀。 一、南戏婚恋戏的发展流变 根据《紫桃轩杂辍》和《瓯江逸志》的记载，王十朋高中状元后忘恩负义，抛弃了曾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钱玉莲，以致钱玉莲悲愤自杀。一说钱玉莲本为娼女，在王十朋科考及第后遭到抛弃，投江自尽。而现存的《荆钗记》多为明刊本，经由明人改编过，剧情大不相同，一改王十朋负心形象为忠贞爱妻，不嫌糟糠的义夫形象，结局也由负心婚变而致的悲剧改为夫妻团圆的喜剧。南戏剧本中存在不少诸如《荆钗记》这样经由负心戏改编而为大团圆结局的，剧本内容思想的转变即婚恋戏的翻案与诸多因素有关。 宋元南戏婚恋戏普遍以书生负心婚变为主，这首先与宋代对科举制度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文人社会地位高涨,寒门子弟得以与豪门官僚子弟平等竞争。其次，当时社会上人们普遍存在“富易交，贵易妻”心理，文人子弟纷纷以与有权势地位的富家女子联姻作为其提升自身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的阶梯。男主人公往往是落魄书生，在穷困之际得到富家小姐亦或是有些积蓄的青楼女子的资助得以参加科考并一举登第，但当旧日的婚姻关系成为其向上爬的障碍，损及利益时他们便会不择手段地加以解除，停妻再娶，另婚高门。如《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崔君瑞江天暮雪》以及《陈叔文三负心》等，刻画了一个个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负心汉形象。 负心婚变不仅鞭挞了一些文人的负心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有否定科举制度的意味，同时对封建伦理秩序也造成一定的冲击。上述南戏剧本大部分都已亡佚，现今能看得到的剧本大多都被改编过，流传下来的婚恋戏绝大部分都把负心婚变的悲剧改成了以夫妻团圆告终的喜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高明的《琵琶记》、《张协状元》，还有就是《荆钗记》。 元中后期科举取士的名额并不多，蒙古人和色目人就占半数，占有明显的优势，南人、汉人与蒙古、色目人的考试科目是区分对待的，待遇也厚薄有异，致使汉族文人想由科举入仕发迹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对于长期受科举功名熏陶的文人来说。失意，无法进入上流社会，对爱情、富贵的追求自然多一些，便想借助笔下的男主角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不愿正视文人堕落的事实，不愿给同想靠科举往上爬的同阶层落魄文人抹黑，便不惜将原作人物形象拔高和美化。同时宋元两代理学盛行，妇女遭受压迫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婚姻自然成了民间最关心的问题。再加上元初蒙古族取代汉族主政，文化生态重新培植和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程朱理学的信条，“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遭到质疑，人们渐渐对负心婚变这类有伤风化的行为感到不满和厌恶，强烈希望有个团圆的结局，此外还有诸多原因促使后代文人对其进行翻案改编。 二、《荆钗记》独特的婚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