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视角下《欢》的反社会性.docxVIP

游民文化视角下《欢》的反社会性 “抬起头，看着天空晴朗的云，看到巨大的广场，看到广场外像大海一样深的建筑。突然，五福也属于这个城市。石头不是活跃的，黄八不是兴虎和妻子。五福的生活适合成为恶魔，这是这个城市的混乱野性灵魂。”这是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的结语。一进入小说文本所营构的审美世界,便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小说人物刘高兴们身上有着阿Q的味道,作者贾平凹也承认主人公高兴有点阿Q。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曾这样论述到:“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代表性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了有数十年之久,从‘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说’、‘人性普遍的弱点说’到‘革命的或落后的雇农说’,几乎各种言之成理的批评和独领风骚的奇谈怪论都使用过了,而单单遗漏了一种最平实最符合实际的分析,也就是说阿Q只是一个介乎城乡之间的游民的典型形象。研究者之所以遗漏了这种最平实的说法,是因为社会学界对于游民这个群体就很少关注。”贾平凹的《高兴》描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打工的窘迫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可以说,这群城市打工者就是当下的游民,本文试图沿着王先生的思路,从游民文化视角探析这部作品。 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高兴》中主要人物的游民身份。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这样定义“游民”: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 普通的在江湖里辗转讨生活的游民:棒棒、挑山工、路边卖早餐的、摆地摊卖书补鞋的、卖菜兜售水果的……今天,有些我们总称为“小摊小贩”,有些我们笼统地归在了“农民工”的名下。游民游民,主要在一个“游”字,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因素。 这些有关游民的论述都和小说的人物相符。他们都是从农村来到西安城里,要么是城市的拾荒者,像刘高兴、五富、黄八;要么是城市中的性工作者,如孟纯夷;要么就是乞丐,像石热闹……总之,他们是游荡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既脱离了农村又走不进城市。只是迫于生计进城出卖自己的体力、肉体甚至尊严。 一方面,我们从社会分层的体系来看他们的游民身份。社会学家自韦伯(Max Weber)以来比较强调从三个向度测量人们的社会地位:第一,财富地位或经济地位;第二,权利地位和政治地位;第三,社会声望地位。要说明小说中人物的游民地位,也可以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经济方面,城市里有两种截然分开的工资,报酬体系:一种是对有身份的人,对城市市民提供的,另一种则是提供给外来民工的,不仅比市民的要低的多,而且不能按照实现承诺的办到,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高兴和五富在咸阳工地上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吃住的条件都相当艰苦。他们吃的面只有一把盐,要么就啃发了霉的干馍。在居住区位上,他们大多住在居于城市的周边区域或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差,但房租便宜。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就住在一个叫池头村的城中村中的一个避背的巷子里,而且左邻右舍都是捡垃圾的同伴。 在政治地位上,由于我国从五十年代就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许多农民虽然已经流入城市,但他们的户口仍在家乡。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也就是本文提到的游民。他们处于的边缘地位就是由于这种制度的排斥。小说中描述刘高兴为了替一个被车撞了的城市孩子打抱不平,趴在肇事车的挡风玻璃上,后被记者拍到见报。五富他们发现后,痩猴评论,没有城市户口死了都不能火葬。可见,由于严格的制度导致了游民阶层的出现。 在社会声望方面,根据李强先生《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中的调查表,排在最后十位的都是这些游民从事的职业,小说中刘高兴们都是废品收购人员,位于倒数第三位。从声望调查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处于城市职业声望的底层。小说中有一段刘高兴和一个酒店门卫的对话,尽管单位保安人员在城市职业声望表中位于倒数第八位,但对破烂刘高兴们也是看不起的。 另一方面,我们从小说主人公刘高兴来确定其游民身份。在中国,人们头脑中的“正统”农民形象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肯背井离乡。这显然与高兴的性格特征不相符合。高兴是个光棍汉,没有父母没有妻儿,文中只提到他有一个侄儿。他一心梦想做城里人,他的衣着、行为、思维方式、处世哲学都不同于一般农村人,一方面他以城里人的眼光鄙视乡下人,一直认为自己和周围人不一样,尤其是和清风镇的人比,和五富比,他觉得自己有见识,高人一等。对于女人,他和五富有截然不同的审美观:五富强调女人要胖,胖奶胖屁股;他则要找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女人。对于憨笨的五富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他竟然一直光棍,他运用精神胜利法:“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对于城里和乡下有些事物的叫法,高兴更有穷讲究。比如对于鸡爪的叫法。“我说:是凤爪,不是鸡爪。五富说:明明是鸡爪么,偏叫得那么中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