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扩充民主实现乡村善治-基于下围村实施村民代表议事制度的研究.docxVIP

? ? 以扩充民主实现乡村“善治” 基于广东省下围村实施村民代表议事制度的研究 ? ? □　肖　滨　方木欢 ? 以扩充民主实现乡村“善治”——基于广东省下围村实施村民代表议事制度的研究 □肖滨方木欢 村民自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就，但由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难以化解的问题与矛盾而逐步陷入困境中，其主要体现为民主与治理未能有效连接。为克服民主与治理关系被割裂的难题，学界相继提出了优化民主选举、制度化参与、缩小民主规模等路径，但在实践上它们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必要另辟蹊径。曾经深陷派系纷争的下围村实施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后，从“问题村”走向“良治村”的故事是个具有典型性意义的案例，其对如何在基层自治中搭建民主与治理的桥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实现民主的扩充，将共享、公议、公平、公开、监督与问责六个元素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了一个逻辑结构完整、权力运行有序的流程图，从而将民主与治理有效连接起来，使乡村治理逐渐走向了“善治”。 扩充民主；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民主选举；民主治理；善治 一、文献评论与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村民自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农村地区的发展显现或潜伏着诸多不确定性，村民自治不断显现新的问题和矛盾，致使村民自治陷入困境中，其现象主要表现为村民选举过程中的黑金化和宗族化使选举处于低层次高烈度的常态；利益纠纷引起的派系斗争使村民自治举步维艰；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各自为政；小村官大腐败；接连不断的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通过大量研究，学界认为这一困境的实质是民主与治理未能有效连接：村民自治本来一开始就承载了民主与治理的双重使命，但在实践中由于过度偏重于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目标追求，反而降低了治理绩效，造成民主与治理两者的有机联系被割裂，村民自治由此逐步陷入困境。 (一)文献评论 学界有不少学者对民主与治理的关系展开研究。贺雪峰总结了对村民自治的关注有两种分野，一种是从外部关注村民自治即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民主方面，另一种是从内部关注村民自治即集中于村民自治的治理方面。现实中对村民自治民主方面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治理方面的关注。*贺雪峰：《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王金红认为，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国内研究村民自治制度问题的学者大多集中于民主方面，从而忽略村民自治长远的发展目标以及农村的整体发展需要。村民自治制度要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绩效，其所蕴涵的民主力量必须同专业化组织和科学化手段紧密结合。*王金红：《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1期。随后，王金红等继续深化这方面研究，利用“反向民主”的理论框架来反思我国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发展，指出从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一开始就承载了强烈的治理期待和民主构想这双重使命，既要弥补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治理机制的缺失，也要肩负让农民当家作主的重任。但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我们把重心放在民主选举上，与治理相配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基础性制度却没有构建起来，结果造成民主的巩固提升同治理的实际绩效相互脱节、互不支持。*蒋达勇、王金红：《反向民主对村民自治制度绩效的影响——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 为科学认识农村民主治理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有些学者对农村民主治理的因素及其制度评估体系进行了量化研究。郭正林提出，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不仅需要衡量民主制度的进步，也要衡量和评估这种民主进步所推动的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程度。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明确界定“治理”的含义，还要制定一套可操作的评估指标。这个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分配、公共参与及社会秩序四个基本方面。*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肖唐镖等利用2002-2011年三波全国农村调查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取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村庄“一事一议”的开展力度不大、日常治理过程中乡村关系日益松散等等。他认为，影响基层民主治理及其绩效的因素是多元的，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结构、政治基础和区域地理是四类重要的影响因素。*肖唐镖、孔卫拿：《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状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2002—2011年全国村社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因此，处理好民主与治理的关系是基层自治有序运转的关键所在，而如何寻找合适的路径在民主与治理之间搭建桥梁，并以此实现农村“善治”的目标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发现大致有以下三种路径： 一是优化选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