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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启蒙时代的文人英雄 与王学典出版的《历史主义思想的历史命运》、《20世纪中国历史》、《20世纪中国历史评论》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领袖》相比，这部作品《李毅及其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可能不是他的杰作，但这场判断将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和关注。因为这一系列的主题集中在像李毅这样的箭杆人物上，澄清了80年代的星梁问题，解决了隐藏的历史事实，并引导人们回到80年代的现场，理解新启蒙思想的本质和意义，为后学者继承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黎根明清:反封建主义的历史担当 “八十年代”是一个呼唤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中,把政治英雄称为“行动的英雄”、“事变性人物”,把启蒙英雄称为“思想英雄”、“事变创造性人物”。“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创造性人物。”也就是说,思想英雄或事变创造性人物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政治人物和战争英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则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出了“作为文人的英雄”的概念,认为:“作为文人的英雄……是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只要写作这种神奇的艺术存在,或者,只要我们称之为印刷的技术存在,文人英雄就可以继续作为未来的英雄的主要形式而存在。”“这个‘文人英雄’必定被认为是我们最重要的现代人。他是所有人的灵魂。整个世界将依照着他所教的一切去做。”“真正的‘文人’必定有一种神圣,不论这个世界是否承认它:他是世界之光,是这个世界的‘教士’——像一个神圣的火柱,引导世界在其黑暗的漫长途程中穿过‘时间’的荒野。”从卡莱尔所举的例子如约翰生、卢骚、彭斯等来看,他主要是指启蒙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严复和夏曾佑在1900年撰写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将思想家和科学家视为比大彼得、华盛顿、拿破仑等“帝王英雄”更伟大的一类现代英雄,因为他们的学说“皆开辟鸿蒙,流益后世,视拿破仑、华盛顿为更进一解矣。” 在王学典看来,“80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而中心论题则是“反封建”。而如果说“在整个‘八十年代’以政治思想观念反思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话,那么,他曾多次亲炙教泽的黎澍就是“‘八十年代’理论界的杰出代表、一位卓越的思想英雄”,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是“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启蒙者”,是“清算教条主义影响的理论勇士”,是“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是“以真理为惟一追求”的智者;在八十年代“反封建主义”思潮演化中,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冲锋陷阵作用,其作用堪与当年的《新青年》相媲美。 ——黎澍最早看出“文革”的“封建”本质,严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他认为:“文革”虽短,却是二十世纪甚至更长时期内人类思想史上最黑暗的岁月之一。黎澍和他主持的《历史研究》最先站出来揭破这一“黑暗”并给这一“黑暗”最系统最深刻反省。 ——黎澍始终不渝地“反封建”。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不但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有社会主义同封建势力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能牢牢地站稳脚跟,就必定倒退到封建主义”。因而,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黎澍揭破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若干影响深远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完全错误,应当坚决抛弃。“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能将一切历史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史。 ——黎澍对“暴力崇拜”、“革命偶像”、“农民动力说”等进行了质疑与反省,重新估价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卫生救国”等改良主义主张和实践的意义,进而推崇“长期积累、自然演进”的和平建设,赞美“无声无息的变革”和“潜移默化的”“和平演进”,开启了“告别革命论”之先河。他认为:“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中国近现代史由此而改写。 ——黎澍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及共产主义思想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把“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称为封建社会主义。 ——黎澍认为中国式的教条主义实质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这样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同样是反革命特别是那些善于伪装的反革命的好帮手。‘左’并不比右好。”因而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元典。 ——黎澍率先提出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主张像五四那样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传统,彻底加以破坏”。 ——黎澍把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