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托管理人制度完善的法律思考.docxVIP

? ? 我国信托管理人制度完善的法律思考 ? ? 李清宇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为保障信托目的实现并保护受益人权利，大陆法系国家在引入信托法时大都确立信托管理人制度，信托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为信托受益人为诉讼或诉讼外之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对其有“保护人(protector)”、“强制实施者(enforcer)”、“任命者(appointor)”、“监管人(guardian)”等多种称谓。在《美国信托法重述》(第2 版)中尽管有对该制度的具体描述，但并无明确概念界定。有学者从职能与权限方面将其总结为:信托管理人不是受托人，但信托文件授予他对受托人信托管理的监管职能。现实中要向受益人给付信托财产，受益人就必须特定和存在。当受益人未特定或受益人不存在时，信托利益将处于浮动状态。此时，信托管理人将为未特定、确定的受益人监督受托人，以保障受益人权利与信托目的实现。此外，即便存在确定的受益人，当受益人为多数时(多为商事信托)，且人数众多的受益人集团成员发生变动时(年金受取权为受益人时等)，很难期望每一个受益人都去监督受托人，或召开受益人会议进行多数受益人的意思决定。由此，设立、探讨信托管理人相关法律问题，对于健全我国信托法制，特别是拓展信托法律实际适用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探讨信托管理人法律制度相关问题，首先需要明晰的关键问题是信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信托制作为英美法系的特殊产物，由大陆成文法系观点审视，其法律关系与构造较为特殊。以公益信托为例，由于英美法系中普通法与衡平法并行，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但按普通法不能对之加以制裁时，受益人可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提起诉讼，法官也可凭借“受益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对其加以救济。因此，在信托法发源地的英美信托法上并未规定公益信托监察人制度，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然。在大陆法系国家移植引入信托法律制度时，如何使失去衡平法依托的信托制充分发挥功效，是探析信托财产性质、各方主体法律地位及其法律关系等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因此，以信托管理人法律地位分析作为前提基础，结合具体立法进行制度评析与完善建议构想，也才可能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应用性。 一、信托管理人法律地位分析 关于信托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界定，目前相关的资料著述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学说是认为信托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有类似于“民法”上的委任关系，此观点多为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坚持。“信托法仅就信托管理人的权限进行了规定，不过由于信托管理人是为不特定及将来受益人而设立的，所以信托管理人和受益人之间就产生类似于委任的关系。”日本信托法专家能见善久教授在认同这一观点前提下，进一步分析认为，由于信托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类似于委任的关系，所以信托管理人在对受益人的关系上，应负担包括善管注意义务在内的一系列义务。在年金信托等之中，在信托行为中规定委任人来选任信托管理人，此时信托管理人和委托人(企业)之间不仅产生委托关系，在信托管理人和受益人之间也产生类似于委托的关系(似乎可以看作是为第三人的委托契约)。但是，该理论与日本信托实务的冲突在于，它可以用来解释部分信托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委任关系(这种关系定位是为了适用法律便利，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定位)，例如受益人尚不存在或未特定化的年金信托、股权激励信托等。但在用来解释公益信托管理人制度时却面临困境，“……此时信托实践中，不独立于受托人的信托管理人会产生害及受益人利益的危险。企业年金中由于存在委托人，对此的担心就很少，不过公益信托中受托人选任信托管理人的场合非常多。还应考虑为了确保信托管理人独立于受托人的方法。”即在日本信托实务中，公益信托之信托管理人选任由受托人来进行，而此时既违背信托结构权力制衡基本要求，亦无法再用类似委任关系解释信托管理人与公益信托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由受托人指定或选任的信托管理人，虽然也是一种委托关系，但无论如何其实质不应是“为第三人的契约”。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在日本公益信托中，通常都是按照主管机构规则来设置信托管理人，这虽非许可要件，但在实际实务上，多数都将设置信托管理人作为许可要件。此外，台湾信托法学者也认同此种关于信托管理人法律地位界定，认为“解释上应认为信托监察人与受益人之间具有类似民法上的委任关系，因此得类推适用民法委任的规定。”进而依据台湾地区“民法”规制、解释信托监察人与其他信托主体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美国学者亦有类似观点，认为如果委托人没有明确表示相反意图，则人们可以合理推测授予保护人的权力被认为是以受信人的名义所持有。 采纳委任观点解释信托管理人法律地位，在大陆法系法律体系内的确较为妥当。只是通过前述分析，又会发现如果直接适用民法有关委任之规定，可能出现表面符合法理，但实质违背信托结构制衡要求与信托实践的情形，从而对信托管理人功能作用发挥造成障碍。具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