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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张俭墓志考 一、 张预防史考证所见作为“礼贤乡陈王里” 1969年，原北京市文物秘书处在北京城西新街口以西的花树林上成立。在明朝的北冰下，我在张坚的墓志铭上发现了一块长98米、宽105米、厚10厘米的石头。 张俭《辽史》有传。字仲宝(962年一1053年)是辅佐契丹主“功著两朝,世称贤相”的显赫人物。而《辽史·张俭传》颇为简略,且遗误疏漏处甚多。张俭墓志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辽史及补正张俭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此,1972年《全国出土文物展览简介》北京市一栏内,曾予以报导。笔者撰《辽张俭墓志考》,论证了张俭茔地——“仁寿乡陈王里”应在今西直门外高梁河迤南至洪茂沟以北一带。不久,《文史》十二辑,发表题为《跋北京出土的辽张俭墓志铭》一文,认为志石出土地点就是张氏祖茔,并说:“张俭墓志肯定了出土地点,在辽代属宛平县礼贤乡陈王里”。在辑本《全辽文》的《张俭墓志铭》后的注释中,进一步谈到张俭墓志是“1969年,北京西城桦皮厂出土,无志盖,墓圹遗物甚少,但有大量勾纹砖。似已盗掘”。这里首先将墓志记载:“仁寿乡陈王里”误为“礼贤乡陈王里”并说:“墓圹遗物甚少,似已盗掘”。这就给人以假象,似乎张俭墓志是在墓圹中出土。 最近,有论者在考证《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一文中,也提到张氏地望,认为“张嗣甫和张琪墓志中的仁寿乡与张俭墓志的礼贤乡是同一地点无疑”。这里也将张俭志载“仁寿乡“误”礼贤乡”并认为“礼贤乡、仁寿乡属同一地点。”细究致误之源,首先是因对张俭墓志发现情况不甚了解引起的。为避免以讹传讹,贻误后学,作为当时参予发掘工作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再把当时发掘情况赘述一遍,并对二志地望略作辩证。 二、 辽金碑、辽金石、元各代石刻、墙体 北京的城墙,大部分是元代旧基,但北墙一面,即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却是明初另建的。据史籍记载,明代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攻克大都,改称北平府,为防蒙元军队的反扑,命指挥华云龙,理经故元都,由于大都城北部,空旷肃条,不利守战,不久,又决定放弃原来大都北面城墙,便往南迁约五里,另筑新.城。这北部城垣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 为配合北京基建工程,六十年代初我们就对明代北城墙一线的拆除工作,进行了勘查和发掘,在城基下不断发现有唐、辽、金、元各代墓碑、石刻等。这些石刻大多相互叠压堆砌整齐。辽张俭墓志即在桦皮厂以西70余米的城基下发现的,十分明显是作为明代初年所筑城墙的基础用石,而不是墓葬出土(图一)。这一带还曾发现其它辽金刻石,较为重要的有:桦皮厂稍东一段出土的元延祐三年(1316年)”福寿兴元观碑”和延祐四年“圣旨”白话碑以及雕刻精致的青石锦地双凤石刻等,并在桦皮厂以东200米处,城墙里皮墙基下发现至大四年(1311年)万宝寺兴建执照刻石一方。1973年夏,桦皮厂以东区后桃园一段城墙拆除时发现,辽张俭之子——张嗣甫墓志。以上遗物的发现足以说明,明代北面城垣基础用石,时代不一,来源是多方面的,大多不经加工,按其原石料厚薄不均,交错叠压垒砌。为了使基石铺平,在空隙处垫一些辽金时代的勾纹砖,是常见的现象,但绝不是完整的辽金墓圹。这些原材料杂沓使用,是和明代筑墙时间伧促,工料准备不足分不开的。发掘材料还表明,北城墙一线是元代大都居住密集的住宅区。从遗址发掘暴露的现象也可看到,当时筑墙紧迫的迹象。有的遗址仍保留着较高大的房屋台基,室内地面散乱着未曾收及的围棋子,房屋墙壁甚至高达3米左右。并未全部拆除就挖濠取土,层层夯筑。为争取时间,解决工料不足,拆除城廓附近的庙宇、寺观、坟茔来补充新筑城墙的砖石来源,这也是急救办法之一。显而易见,张俭墓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其它地方搬运而来用于城基筑石的。 三、 礼贤乡、浚人乡、积极乡、乡界 首先,将张俭墓志发现处认为是张氏墓地,这是误解。其次,再据志石所记埋葬地点,将“礼贤乡、仁寿乡”定为一地,也就未尽妥当了。 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契丹统治者把北京作为陪都升为南京,开泰元年号燕京。按《辽史·圣宗本纪》:“开泰元年(1012年)十一月甲午朔……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张俭墓志云:“以其年(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五月七日归全于析津府宛平县仁寿乡陈王里”。其子张嗣甫志称:“重熙五年(1036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燕京幽都县礼贤乡胡村里,就太傅先茔北吉地”。辽张嗣甫志称葬燕京,但不称宛平县,仍称幽都县。张俭墓志载:“归全于析津府宛平县。”志记府县与史相合。 《旧唐书·地理志二》:“蓟(幽州)治所……。幽都,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唐幽州,郭下设两县,西曰幽都,东为蓟县。据《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都条记载:“幽都十二乡、蓟县二十二乡,”这是唐代情况,辽承唐1制,乡、里区域大多不变。礼贤乡、仁寿乡,均属幽都县(宛平县)辖界十二乡之内。唐礼贤乡辖界较广,西南界在今西安门内,北至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