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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本《老子》的错谱与正误 王伯本在中国学术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钱书》《老子》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错误。后来，《楚坚》的老子被发现，在东汉时的《钱书》中发现了许多错误。可以想见,手抄次数愈多,讹误失实就愈多,再加上出于政治、宗教的需要,《老子》还会被有意地篡改。正因为如此,李学勤先生早就呼吁:“由于简、帛的大量出土,我国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了。”而出土最多最为重要的又推《老子》,因而重写《老子》首当其冲。所谓“重写”,是不是就是订正篇章、校正文字、纠正讹误,再重新根据其时的历史大背景,诠释其文字,解读其思想?看来是这样的。王弼本《老子》极能说明“重写”之必要、重要,所以不揣愚陋,敢呈愚见,以供教正。 一、 从“文义大异”到“统一” 楚简《老子》乃楚文字,其字体字形与秦统一前后的帛书《老子》甲本相比,已有较大的不同,乙本又不同于甲本。可以想见《老子》手抄与口述流传时,错讹必不可免。同时战国时通用的字远不如秦汉时多,不少字同声混用,一字可假借多字:比如“喿”可释为噪、躁、澡、燥、操;又如“争”、“啬”既可能是本字,也可能是“静”、“穑”之借字。又如:“私”和“以”的写法极相似。读错了,文义大异。后来统一文字,楚文字有的会保留,有的会被改造,有的会被废弃。统一时必然固定偏旁写法与位置,废除异体异构之字,变同声假借字、异体字为正字。在这“统一”和变为正字的过程中,因抄写者的学力、理解力不同,难免不使一些字出现错误。所谓“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传抄至王弼时,经过许多许多“书三写”,尽管王本大部分文句并未失真,但其讹误还是不少,往往是一字之差,文义全非;或改或删或增一字,意义全失。过去根本没有条件发现与纠正错讹,这不能归罪于王弼或那些校注诠释的人。但是今天有了楚简、帛本《老子》,应该说有充分的条件校正王弼本《老子》的错讹了。如以下十六个章就比较典型: 1. 第三,“执守”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 王本《老子》三十五章有段文字:“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被译为:“执守大道、天下人都来归往、归往而不互相伤害,于是大家都平和安泰”。但是楚简《老子》却是:“執(势)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坪大”。不是“执”,而是“势”,不是平,而是坪。尤其一个“势”字,文义大变。如果译为白话,那就是:“权势威力盛大的形态,能使天下人归附,归附之后不受到伤害,大地平定安泰”。岂不差之一字失之千里?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说文》无势字,故古用‘執’为之。”竹简《孙子兵法》与竹简《孙膑兵法》之势字即执。《史记》、《汉书》,仍多以“執”为“势”。从事实、史实看也确凿无疑。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执守大道”的人,如果无权无势,归从之徒寥寥可数,哪里有什么“天下归往”?像孔孟那样倡道守道,一生何曾得志?后来之所以能享配太庙,还是由于权势中心的吹捧。所以只有权重势大、实力雄厚、威慑四方才能“天下往”,如若再“以百姓之心为心”,那才真正国泰民安,大地平定也。可见,帛书《老子》就已抄错、掩盖了老子重势思想,何况王本? 2. 履职神圣,自思“行无越思” 五十九章的“治人事天莫若啬”,它被译为:“治理国家,养护心身,没有比爱惜精力更重要”。有人甚至根据韩非的诠释译为“治理人民事奉上天,没有比吝啬精神更好的了”。如此就能“重积德”。孔子认为为政必须“先之、劳之、无倦”。不仅带头,而且勤劳,不敢懈怠。稍早的子产认为为政,必须“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行之,行无越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而老子却说为政要保养精神,当思想懒汉,岂不荒唐已极?果然楚简《老子》证明这条建议乃是重农:“给人事天莫若啬(穑)”一一富足人民,事奉上天,没有比务农更重要的了。如此才能不断积累功德,“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这才是长治久安,长生久视、享国永久之妙策!由于帛本、王弼等今本《老子》将“给人”误抄为“治人”,把“穑”之古通假字“啬”,误读为吝啬之“啬”,同时又错将“备”字误读为“服”字,不仅掩盖了老子重要的经济思想:重农,而且也掩盖了一则古代极为重要的政治道德:重农即积德。 3. “人大”的内涵 二十五章有段话:“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王弼本原文为“王大”“王居其一”,有人根据是唐宋之后的傅奕本、范应元本《老子》改“王”为“人”。而唐宋之前的河上公本、《淮南子·道应训》引文并非“人大”,而是“王大”,《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下简称“帛本”)甲、乙两本又都是“王大”,“王大”可谓铁证如山,怎能改为“人大”?而楚简《老子》,不仅进一步证实乃是“王大”,而非“人大”,同时其文又不同于帛本:“国中有四大安,而王居一安”,比王弼本多了两个“安”字,而且不是自然疆“域”,而是政治区域之“国”这一来老子尊王之政治哲学凸现出来了。在小农经济和手工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