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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史料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地位 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开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终于召开了。在这里,请容许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向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所有支持这次会议召开的单位与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当然,我还应当把这一谢意敬献给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界同道,特别是来自国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史料工作,不会忘记前辈学者的巨大奉献,也不会忘记他们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与扎实的学风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可以说但凡有成就的文学史学者,在史料开掘整理方面都是下过功夫、有其奉献的,史料工作的开展靠的就是众多学者的合力同心。不过这里我们会特别想到那些用主要精力从事史料工作的一大批学者,包括阿英、唐弢、林辰、朱正、姜德明、倪墨炎、陈漱渝、吴泰昌、胡从经、马蹄疾、朱金顺、唐沅、范伯群、陈子善、陈福康、商金林、刘增杰、谢泳、金宏宇、解志熙等等。昨天我翻阅了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非常欣喜的是,五十多名会议参与者中,又涌现一批重视史料、或者以史料开掘研究为特色的新进学者。 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了通过史料的话题来提倡扎实良好的学风,抵抗学界急躁的风气。现在学风的急躁,当然跟整个大气候有关,但也有它自身的渊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初建之时,文学史研究对史料工作是不重视的。当时历史学界有所谓“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前者强调论从史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论点必须建立在材料之上;而“史论派”那么强调理论的引导领先,先有所谓正确的结论,然后找些材料去支持说明。50年代,“史料派”根本上失去立足之地。文学史研究出现“以论带史”的风气,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得到时代普遍接受的思想简化,自然跟当时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价值专断有关。上个世纪80年代,学科复苏,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重视史料、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段。很遗憾,好景不长,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那种“以论带史”的风气如今又有回潮。只不过这个“论”不再是当年那种政治理论,而是其他宏大叙事理论罢了。现在学术生态不大正常,许多学者都很无奈,陷入了所谓“工程化生存”的境地,做学问不是那么纯粹,而是太过受功利的驱使,这种新的“以论带史”的方法因为比较好操作,好“出活”,所以更有市场。前天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在会上提交论文《再说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就分析了这种简单摹仿、套用外来理论,以某些汉学理路作为外乡学术标准的所谓“仿汉学”的风气,其实也是新的“以论带史”。学术研究当然可以有不同理路,偏重理论也未尝不可,但根本规那么与标准还是要有的,那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希望史料会议能够多少回应当前某些不良学风,让现代文学史研究能够更加健全开展。 前不久我在网上与网友交流,有人提意见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整个学科现在太过注重史料,容易沦为“技术化”的境况。我答复他说,“技术化”确实是当前学界的一种弊病,但不是因为重视史料所造成;文学史研究要以史料包括作家作品为根底,强调重视史料对空疏的学风也是一种回应。不过,这位网友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史料的开掘整理需要文学史的眼光,那样才透彻,才能焕发生命,并增值学术意义。 最后,祝愿诸位这几天在秋色满园、美丽典雅的现代文学馆,感受百年文气,领略翰墨流芳,游目骋怀,仰观俯察,切磋问学,畅叙幽情。谢谢大家! 会议连续开了3天,内容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什么个人机动时间,大家辛苦了!但我觉得这辛苦是值得的。这是一个有很高学术含量的会,一个务实的会,一个不尚空谈、扎扎实实的会。我参加过很多会议,有时会觉得形式大于内容,顶多就是让老朋友见见面,联络一下感情,这也不错,但学术意义不见得很大。但这次会议确实是富于学术增值的可能,会风很好,这一点昨天下午有些老师发言也很有感触地谈到了。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50多位学者,其中有很资深的学者,也有年轻人,包括一些讲师与博士生,甚至硕士生。我们主要是邀请那些真正对史料工作有奉献、有感觉、有同好的学者,从会议提交的论文看,大都是有质量的,这就保证了会议开得有品味、有兴致、有热情,大家彼此都很认真倾听。我觉得这次会议有四点收获,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一是回忆了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艰难历程,温习了老一辈学者对于史料工作的奉献、他们的经验得失,以及扎实的学风。二是讨论和体认史料工作的特点、价值、地位与方法,更强烈地意识到史料开掘研究对于整个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增加了史料研究的学科自觉。三是彼此展示了在史料开掘方面的收获与研究心得。四是对今后史料工作的开展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与设想。 会上会下都有很多学者谈到搞史料是有“瘾头”的,不会觉得这是“低人一等”。自有其乐趣,也会自有其境界。对史料本身的发现以及因为史料而产生的文学史发现,这种创造的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