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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超支欠款问题研究 ? ? 刘佐民 (唐山市路北区监察局，河北 唐山 063000) ?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超支欠款问题研究 刘佐民 (唐山市路北区监察局，河北 唐山 063000) 超支欠款问题，是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人民公社经济效益低下、民主管理的规定不能施行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超支欠款问题是人民公社体制难以避免的，反过来这个问题又不利于人民公社的经济发展。文章对超支欠款问题的概念和发生的范围、程度以及当时的治理措施进行了论述，并对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 农村人民公社；核算单位；超支欠款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对诸如超支欠款、农贷情况等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经营管理及经济核算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对那段时期超支欠款问题进行了研究，希望对拓展人民公社问题的研究领域有所裨益。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超支欠款指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时借支和预分超过年终决算分配而欠集体的款项[1]。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每个家庭是否超支是根据集体经营的结果以及社员家庭劳动状况两者结合起来而决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分红制度，社员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需要到年底才能知晓，平时，社员家庭所需粮食等生活资料主要是按人口分配，通过预分的形式从生产队取得。在年终决算时，社员家庭工分报酬大于预分实物折合的金额就可以分红，工分报酬小于预分实物折合的金额，就出现超支的现象；在年终决算时，如果社员的超支款不能及时偿付，这些超支款和社员们平时向生产队的各种借支款就被统计为超支欠款。下面以笔者到农村访谈时收集的原始资料简要说明社员分红及超支情况(见表1)。 表1 钱营人民公社N.M.Z.生产大队 资料来源：河北省丰南县钱营人民公社N.M.Z.生产大队第4生产队1978年账薄凭证。N.M.Z.生产大队，今为唐山市丰南区钱营镇N.M.庄。 表1中列举了某生产大队1978年3户社员的家庭收入情况。在年底收益分配决算时，这个队的工值(劳动日值)是0.5元，第1户家庭全年工分是3 567.4分，以10分为一个劳动日，也就是356.74个劳动日，全年工分收入即为178.37元，这个数额大于全年从生产队分配的粮油、蔬菜以及柴草等实物(折款)111.98元。因此，按照这个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第1户社员家庭年底分红金额是66.39元，而另外2户社员家庭则都超支。 1 基本核算单位超支欠款的范围和程度 超支欠款问题在“高级社”时期就已经出现。1962年“农业六十条”颁布以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一般为生产队，也有的地方把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从1962年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从宏观范围内尽管历经几次清理整顿*“四清”运动和1971年中共中央82号文件《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报告的批示》等文件都涉及解决超支欠款的问题。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认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超支欠款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进一步要求解决超支欠款问题。，但是超支欠款的数额、范围都呈逐渐增长和扩大的趋势。而“文革”结束后情况有所好转，到1978年底全国累计超支欠款总额比1977年减少了2 000万元[2]。 以陕西省为例，1964年根据金融系统对该省大荔、渭南、蒲城等6个县18个不同经济类型的生产队的调查结果可知，生产队社员超支欠款问题很普遍，有超支户超支金额达百元以上的情况[3]。另有材料显示，1972年至1978年，陕西省超支欠款的户数和超支金额都呈递增的趋势(见表2[4])。 表2 陕西省1972-1978年超支户情况统计 据有关资料显示，湖北省20世纪70年代农村基本核算单位超支户占总户数一般在30%左右，如1974年为28.66%，1975年为31.16%，1976年为27.72%[5]88。1979年至1981年，湖北省农村社员超支欠款总额逐年增多，在全国各省(区)、市超支欠款总额排序逐年上升，1979年4.05亿元，在全国居第五位；1980年5.15亿元，居第三位；1981年5.68亿元，居第二位。1979年山东省超支欠款数额也特别大，达到了7.21亿元，其后两年呈下降趋势，1980年6.58亿元，1981年5.79亿元[6]。 到1980年底，全国范围内，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社员超支欠款74亿元，基本核算单位欠社员分配款达33.6亿元，基本核算单位向国家银行、信用社贷款132亿元[7]。 2 当时对超支欠款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办法 从“四清”开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权机关、银行系统往往从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