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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瑟尔的接受理论与批评理论 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读者和阅读研究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从亚里士多德到十四、十五世纪,读者的存在一直被忽视,而在文艺复兴后的文学创作中,作者对读者采取的也是一种指导、教化等屈尊般的认可态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德国兴起了一套新型的文学理论,实现了西方文论研究从所谓“作者中心”向“读者中心”的转向。 联邦德国会成为读者反应论的发祥地之一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德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位影响过人类意识形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胡塞尔、加达默尔等,他们深邃的思想与理论成为了后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20世纪德国的现象学和解释学又为接受美学(亦称接受理论)的出现做好了哲学上的铺垫。 树起这一接受美学大旗的便是被后人称为接受理论双星的沃夫尔冈·伊瑟尔(德国,Wolfang Iser,1926-)和汉斯·罗伯特·姚斯(德国,Hans Robert Jauss,1920-)。两人率先从事文学的接受研究,并创建了独立的理论——接受美学,集中研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接受和反应,强调读者在文学欣赏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沃夫尔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 一、 伊堂的接受美学 伊瑟尔于1926年出生于德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自1967年起,他长期担任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退休后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并经常往返于欧美两大陆讲学。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步入西方文论界以来,伊瑟尔在长达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著书立说,共出版了近十部专著。 在1967年,当伊瑟尔受聘于德国的康斯坦茨大学时,他与早他一年到该校的H.R.姚斯一起建立了德国的接受美学,创立了以德国南部康士坦茨大学教授(伊瑟尔、姚斯、福尔曼、普莱斯丹茨、斯特里德)为主要代表的“康士坦茨学派”(Constance School)。 就两位接受美学鼻祖的理论影响力而言,伊瑟尔的影响范围更广,时间也更长。姚斯早期的研究领域是拉丁系语言和法国文学,影响面大体上仅限于德国和西欧一些国家;而伊瑟尔作为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他的著作不仅多以美国文学作品为例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而且其中一部分还是直接用英文写的,很自然,他主要的学术著作得以很快地在美国出版,因此,在英语国家,伊瑟尔有着更深广的影响。 另外,姚斯于1997年逝世,而伊瑟尔的著述和讲学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并不断地从新理论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批评理论。虽然伊瑟尔目前主要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但在金惠敏的访谈中他也强调,自己“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接受理论,而是试图提出产生于它的那些问题。”(金惠敏,2002) 同为“康士坦茨学派”的创始人,在理论原则上,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与姚斯也存在着不同。姚斯主要受到伽达默尔(Gadamer)解释学的影响,为更新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提出建立接受美学的主张,强调文学接受的历史性。而伊瑟尔的理论基础同样源于德国的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主要致力于用现象学分析文本结构内部的阅读反应机制。 而在自己所著《阅读行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伊瑟尔也明确指出两人研究重点上的不同。他将姚斯的理论称为“接受研究”,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反应研究”。根据伊瑟尔的观点,“接受研究”强调“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而“反应研究”则关注“文本分析的方法”。正如他自己解释的:“读者反应批评或称接受理论,后者我自忖是一个更能表达我所追求的事业的命名,其所最关注的是一个文本使其读者做出什么反应,而对于这一文本自身可能意谓了什么则并不怎么在意。因此,接受理论的主要兴奋点是文本的处理,我认为这至今仍是一个重要问题。”(金惠敏,2002) 姚斯对于“接受研究”是从对“期待视野”的分析入手的,而这一视野的重建则是接受者对传统主要关注的东西,同时也是形成文学体系的一个“参考构架”。姚斯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尺度取决于“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作品的艺术特性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姚斯,1987)。但伊瑟尔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沿袭现象学的哲学传统,更加重视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强调读者对作品的反应以及对意义的重新建构。伊瑟尔的批评理论既摆脱了结构主义的客观化模式的制约,有着一定的人文阐释因素,又在弘扬读者作用的同时兼顾语境的作用。 对于姚斯和伊瑟尔这两位代表人物的理论区别,在《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批评指南》一书中也有明确指出:“伊瑟尔的著述更多地是基于罗曼·茵加顿和汉斯·乔格·加达默尔的著述以及德国的现象学传统,而姚斯的目标则显然在于把文学史的问题重新引入文学研究。”(格罗登克莱斯威斯,1994) 综述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