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人性思想.docxVIP

论董仲舒的人性思想 先秦不同的看法，他们在人性问题上进行了热烈讨论。到了汉代,董仲舒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又赋予人性以政治目的,在说明人性不完善的同时,为实施“王教”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 董仲舒关于人性的论述 董仲舒在他的“天人感应”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为主体的人性观。在具体阐述董仲舒的人性观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董仲舒对“未能善之性”是如何定义的。他说: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孵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春秋繁露·实性》) 圣人之性,是指“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春秋繁露·实性》)。这样的圣人是完美无缺且举世少见的,就连孔子也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因而不能用它来定义“人性”这一概念;而“斗筲之性”应是针对那些无可救药的酒囊饭袋而言,这样的人的确存在,然而毕竟是少数,所以也不能用其定义“人性”,于是董仲舒就在二者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中民之性”。显然,这里的“中民之性”就是“未能善之性”,它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不完美的“人性”,也是大多数人具有的人性,因此带有普遍意义。由此我们得知:董仲舒所讨论的人性实际上是指“中民之性”。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其具体内容。 第一,认为人性受命于天,既有“善质”,又有“恶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 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因为天有阴阳之施,而人身又是“取诸天”的,所以人性也是受命于天的,因而有“贪仁之气”,即人性包括“善质”和“恶质”两方面因素。“善质”,用董仲舒自己的话来解释,即“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春秋繁露·玉杯》),人有分辨好坏的能力即“善质”,很类似孟子讲的人有“是非之心”这一善端;“恶质”,董仲舒解释为“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要时时控制自己不作恶于外,这就从侧面肯定了人性内部有“恶质”的存在。然而,董仲舒认为“善质”和“恶质”都只是人性中同时包含的两种因素,并不能代表人性的最终状态。所以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善质”并不等于“善”,“善质”是一种因素,就如同尚未抽丝的蚕茧,而“善”是一种完成的状态,是一根根纺好的丝线。由此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并非天生就是善的,而是有缺陷的。他不仅用人两有“贪仁之性”来解释现实社会中人的行为为何有善有恶,而且还提出了应该设法弥补人性的缺陷这一问题。 第二,情亦性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 是正名号者于天地,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故圣人莫谓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尤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 情对应于阴气,性对应于阳气,由“谓性已善,奈其情何”可判断出董仲舒认为情属“恶质”,性属“善质”,他们的对应关系为:阴气—情—恶质,阳气—性—善质,这样说来,性只有善质了。但由于董仲舒要建构其“性未善”的观点,所以他又说:“情亦性也。”这样人就被解释为对应于阴阳二气的情与性的结合体,从而使人性受命于天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了。此外,董仲舒还将人的喜、怒、哀、乐对应于春、秋、冬、夏四季,如:“喜怒哀乐之发,与清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并且认为这四者“可节而不可止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即人应当适当地节制自己的感情。 第三,性待教而为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指出: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 董仲舒企图通过“王教”来解决“性未善”的问题,而关键角色就是“王”,王的特质是具有“圣人之性”的统治者,是受上天之命来引导人们向善的。由此可见,不仅人性受命于天,而且承担教化民众重任的“王”也是受命于天的。至此,董仲舒建立了他的人性观理论,“性未善”的问题似乎以“王教”的形式得到了解决。 二 “反中”以“激励自己” 董仲舒所建立的人性观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将从正反两方面来评价它。 首先,其人性观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一,从整体上来说,它是一种较为中和的观点,易于被大众心理所接受。董仲舒所认为的人性是包含着“善质”与“恶质”的中民之性,它没有对人性做出善恶的判断,而是给人自身提供了两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