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中的四个重大问题.docxVIP

《天人三策》中的四个重大问题 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天人三策》是由汉武帝的3 篇策问加上董仲舒的3 篇策对构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传统的观点只注重研究《天人三策》中的董仲舒思想,而忽略研究其中的汉武帝的思想,这是很不应该的。笔者认为,《天人三策》既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武帝思想的重要材料。《天人三策》揭示了汉武帝在执政初期的一些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他后来在执政方面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在这几篇策问中找到其思想滥觞。汉武帝在这3 篇策问中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1) 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2)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3) 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董仲舒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策对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汉武帝本人的施政方针以及汉代以后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兴滞补弊,兴政”“德主”的本质 《天人三策》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问题历来争论较大。从《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一些材料来看,似应确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 年。因为,《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131。”汉武帝即位之年在公元前140 年,六年之后即公元前135 年窦太后驾崩,第二年即公元前134 年,汉武帝征召贤良文学之士参加策问。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董仲舒,但提到了“文学之士”和“公孙弘”,董仲舒应是与公孙弘同时参加策问的。对于这一点,《汉书》记载得更明确些。《汉书·武帝纪》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60。”这里明确指出,董仲舒等人是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 年参加策对的。 依据以上的论述,汉武帝在征召贤良文学之士进行策问时已执政六七年了。此时,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从其所发出的策问来看,汉武帝当时主要有两个问题让他感到困惑: 第一,世道的盛衰到底是应归之于“天命”,还是应归之于“人事”?这个问题也是历史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汉武帝说: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1094? 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五帝三王的那一套政令措施,在“圣王”时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但是后来就逐渐走向了衰败,一代不如一代,到夏桀、商纣时期就“王道大坏”了。在最近这500 年里,“守文之君,当涂之士”都想效法“先王之法”以匡济这个世道,但是并不能扭转这种日渐衰败的趋势。汉武帝问,如果这种趋势应归结为“天命”所致不可复反,那么人们成天劳累匆忙,“夙兴夜寐,务法上古”又有什么用?如果应归之于人事,那么这是因为君王所施行的政令措施出了差错吗?面对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1096。 董仲舒认为,国家的治乱废兴不是由什么“天命”主宰的,而是由于君王用人不恰当,其政令措施不合正道造成的。就以周代为例,周初的文王、武王开创了伟大的“文武之政”,但是他们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到周厉王、周幽王时就彻底衰亡了,但这并不是“周道”本身的衰亡,而是因为周厉王、周幽王不遵循“文武之政”才走向衰亡的;在周厉王和周幽王之间的周宣王通过“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不就使“周道”粲然复兴了吗?所以,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这就说明世道的盛衰不是取决于天命,而是取决于人事,董仲舒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受命之符安在”以及“灾异何缘而起”的问题。汉武帝自即位以来,“受命”的祥瑞未曾出现,而灾异之事却频频发生,这或许是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现实背景。据《汉书·武帝纪》记载: 面对汉武帝关于“灾异何缘而起”的策问,董仲舒回答道: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