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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案判决理由之证据法分析 分析对象及其判断 法律不是家庭成员的产物，而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产物。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和执法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司法活动主要不是一个理论论证过程，而是职业评价过程。 11年前,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是雷锋战友的司机乔安山搭救了一名被他人驾车撞伤的受害人, 反而被受害人指为肇事者。在电影中, 受害人最终良心发现, 乔安山没有被起诉。去年, 一起类似的案件——彭宇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所不同的是, 这一回没有“良心发现”的情节, 没有确定的现成答案, 没有剧本 (但更富戏剧性) , 事实真相也许相似, 或者截然相反。展现在公众面前的, 是双方当事人针锋相对的陈述, 或间接有瑕疵的证据, 以及几乎一边倒的公众舆论。法院需要对纷繁复杂的素材加以整理, 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指引下, 查明案件事实, 依据实体法作出判决。或者在无法查明事实的情况下, 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 作出“证明责任裁判”。 出于职业上的习惯, 笔者始终期待上诉审能对判决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回应。随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和解撤诉二审结案, 作为个案, 法律上的争议已经告一段落, 但其中不少疑惑仍将在今后的审判实践中以各种形态出现并困扰着法官职业群体。 对该案存在多个解读的视角, 例如社会舆论对司法活动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公平责任的缺陷、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本文截取判决理由中的一部分为分析对象, 进行有限的分析与解读。 本院认定原告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理由如下: 1.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 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 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 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 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 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 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 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 如果相撞之人逃逸, 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 是公共场所, 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 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 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 从常理分析, 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 根据社会情理, 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 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 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 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城中派出所对有关当事人进行讯问、调查, 是处理治安纠纷的基本方法, 其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锁链, 应予采信。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 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 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城中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等相关证据, 被告当时并不否认与原告发生相撞, 只不过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综合该证据内容并结合前述分析, 可以认定原告是被撞倒后受伤, 且系与被告相撞后受伤。 2.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 并不能证明原告倒地的原因, 当然也不能排除原告和被告相撞的可能性。因证人未能当庭提供身份证等证件证明其身份, 本院未能当庭核实其真实身份, 导致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证人庭后第二天提交了身份证以证明其证人的真实身份, 本院对证人的身份予以确认, 对原告当庭认为当时在场的第三人不是出庭的证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陈二春当庭陈述其本人当时没有看到原告摔倒的过程, 其看到的只是原告已经倒地后的情形, 所以其不能证明原告当时倒地的具体原因, 当然也就不能排除在该过程中原、被告相撞的可能性。 3.从现有证据看, 被告在本院庭审前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及其是见义勇为的情节, 而是在二次庭审时方才陈述。如果真是见义勇为, 在争议期间不可能不首先作为抗辩理由, 陈述的时机不能令人信服。因此, 对其自称是见义勇为的主张不予采信。 4.被告在事发当天给付原告二百多元钱款且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原、被告一致认可上述给付钱款的事实, 但关于给付原因陈述不一:原告认为是先行垫付的赔偿款, 被告认为是借款。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原、被告素不认识, 一般不会贸然借款, 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 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 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 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 (或说明) 等书面材料。但是被告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 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 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 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被告证人证明原、被告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 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