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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投资进步还是灾难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拯救树木，还经常会收到无数的警告邮件：“打印前请先考虑环境。”确实，保护森林是环保主义自诞生之日就有的诉求。 可现在，环保主义者们正打着预防气候变化、挽救地球的旗号，呼吁为减少化石燃料用量而砍伐并烧毁森林和灌木。 一提到可再生能源，多数人会想到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但在全球范围内，太阳能和风能仅占可再生能源总量的一小部分——2022年还不到7%。水力资源占比更大，达到17%。但最最重要的无疑是生物燃料——这种人类最古老的燃料占当前可再生能源总量的76%及能源总量的10%。其中60%是近30亿尚未用上现代燃料的人所使用的木材、树枝和牛粪，这些燃料导致严重空气污染和数百万人死亡。 但西方国家却用另外40%的生物燃料来生成热能，还有意扩大其在发电领域的应用。这样做看似合情合理，因为太阳能和风能从本质上讲并不可靠——多云或者不刮风时我们仍然需要用电。生物燃料（配合水力资源）可以弥补太阳能和风能所固有的波动。 被视为二氧化碳中性的生物燃料正在逐步复苏。传统智慧认为树木燃烧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与其生长时吸入的量相当，因此使用生物燃料不会影响到气候。但对上述观点质疑声却越来越大。欧洲环境署科学委员会已将其定性为“严重计算错误”所导致的“假设错误”，因为如果以烧柴为目的而砍伐树木，要等到很久以后，新栽树木才能吸收二氧化碳。如果在森林砍伐后种植能源作物，可能产生的气候效果是净排放量增加。 委员们认为，“该生物能源计算错误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环保主义者计划让生物燃料占总能源量的20%～50%，将可能导致生物燃料消费在当前基础上增加3倍，从而直接与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争夺粮食生产资源，并且消耗水资源、砍伐森林和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 但生物燃料生产最大的问题是：它只是把其他农业生产推到了别处。丹麦一组研究人员对多少种不同作物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估算。比方说有一公顷土地原先用于种植大麦（丹麦典型的边际作物），改种柳树后，燃烧这一公顷土地出产的燃料每年能比燃煤少排放30吨二氧化碳。这是自豪的绿色能源生产者告诉人们的生物燃料数据。 不过，燃烧这些柳树时，将释放22吨的二氧化碳——当然，可以认为所有释放的二氧化碳均在一年前被这些种植中的柳树从空气中吸收了。但如果依然种植大麦，其实也能吸收很大一部分——这样计算起来，种植柳树作为燃料与燃煤相比，仅仅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0吨而已。而在市场体制下，大麦生产只不过是被转移到之前未开垦的地区。要清理这些未开垦地区原有的生物燃料，这一行动将导致平均每年多释放二氧化碳16吨（这还很可能是低估的数字）。 因此我们减排的二氧化碳不是30吨而是最多4吨。这还是最好情况下的假设。在研究分析的12种生产模式中，有两种生产模式的年度二氧化碳减排量仅为2吨，而其余10种生产模式则实际造成总排放量增加——增排的最大值每年达到14吨之多。 与此同时，我们却为生物燃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德国一地每年就需多支出超过30亿美元，合每吨二氧化碳减排多支出167美元，超过了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碳减排定价的37倍。而对减排量的估算并未计算间接的用地变化，因此可能的实际成本至少在8倍以上。 10年前，欧盟和美国应用生物燃料来应对全球变暖。今天，美国把玉米总产量的40%制成车用乙醇，推动粮食价格上涨并导致数千万人饿死，并在每年补贴超过170亿美元的同时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出现农业毁林现象。由此造成的二氧化碳总排量超过了使用乙醇汽油减少的总排量。生物燃料已经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而且几乎势不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