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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后感深刻领悟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出逃海外。前往欧洲的客轮在行至红海之时，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这是一则劝诫鼓励中小学生读书的小故事，这则故事中的主角也是今天要讲到的这本书的作者，王亚南。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再熟悉这个名字，也可能厦大的同学会有所耳闻。他是中国翻译《资本论》的第一人，是新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建国后执掌厦大二十余年，也曾是数学家陈景润的老师。 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华，与王亚南深入探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5年后的1948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这是王亚南对国际友人李约瑟提问的“答卷”。 尽管这是一本73年前的著作，但结合当今时代、社会的种种现象，而今读来依然可以给我以较深的反思，同时能加深理解过去两千余年这篇土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首先，何为官僚？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我们提到官僚，先入为主的多是一个负面的印象：流于形式的、贪污腐败的、无所作为的、脱离群众的··· 然而一切事物都有其发展或起始的源头，官僚也并非自人类社会建立之初就有。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可能会发现，官僚与大多数社会产物的命运如出一辙：在它出现之初，它是新的，先进的，进步的，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但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它一步步沦落为旧的，腐朽的，死而不僵的。 “所谓历史的发展，是把要生者不易顺利生长，必须挣扎，必须奋斗，要死者不肯知价死去，也同样在挣扎、在奋斗的那些事实，加算在里面来加重表现的。” 回望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来展开本篇的第一个主题——中国官僚政治的起源。 01、中国官僚政治的起源 首先，本书作者王亚南先生指出，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剂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则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因此，探寻官僚政治的起点，应自秦始。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有人曾说：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也就是说，自秦代到新中国建立前的二千余年，中国的政治形态基本没有了不起的变更。在秦以前的春秋时期虽然也有官，但那时的政治支配者主要是贵族： “为天子之同姓者十之六，天子之勋戚者十之三，前代之遗留者十之一。国中之卿大夫皆公族也，皆世官也。” 这些贵族享由世禄，他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世袭卿位和禄田；由他们支配的农民也并非自由农民，实质上不过是农奴。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封建制度形态。 然而到了战国可就不一样了，战国诸侯们由于争霸权、争统治的“混战”需要，纷纷启用有才能的政客和策士。等到秦统一中国，实行并天下、号皇帝等革古创今的十大政策以后，周朝贵族们原有特权即被剥夺。 “天下皆为郡县，子弟无尺土之封。” 而自秦孝公时期开始的地主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取代领主经济成为了国家的主导经济，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就这样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02、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 中国的官僚政治，相比于西方诸国，有着三种特殊表象，它们分别是： （一）延续性——中国官僚政治延续之悠久，几乎同中国文化史相始终； （二）包容性——官僚政治的活动所囊括范围之大，几乎同中国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都有联系； （三）贯彻性——中国官僚政治深刻贯彻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整个人生观之中，宛如思想烙印。 这三个特性并不是官僚政治与生具有的，初始之时的它们也很弱小，然而两千年专制政治的不断强化，终使其变成了面目全非的怪物。这其中，主要的强化手段也有三种：经济基础，精神控制，和官制设计。 首先是加强经济基础。为了巩固官僚政治的统治，不断加固经济基础、扩大中央经济权力自然是至为重要的。各级官僚与地方豪强门阀对于如何瓜分剩余农产品的经济利益，经常会爆发种种冲突和矛盾，因此寻找各方都能兼顾的平衡点是一个王朝想要长治久安的首要任务，也即制定田制税法。 其次是加强精神控制。中国官僚政治之所以能有漫长的延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包容性和贯彻性。它把古今中外，当然主要是中国，凡有利于官僚政治长期统治的东西通通都兼容并包地吸收过来且加以巧妙地使用，贯彻到方方面面，就像一张天罗地网把全社会都包裹起来。其中，儒家文化可说是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各大家相比较，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官僚干预；墨子讲兼爱、重平等，不利于官僚专制；唯独孔子儒家讲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最合君意。 “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