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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民间出版机构广益书局与大达版图书 光绪于1900年在上海成立，最初的广益书店位于河南路（今河南路）137号，福州路338号。广益书局的出资人为魏天生、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 先后聘请魏炳荣、周菊亭、刘季康、曹冰岩任经理。广益书局拥有石印印刷厂和铅印印刷厂, 在北京、成都、广州、汉口、开封、长沙、沈阳、南京、南昌、重庆等地设有分店, 解放后并入四联出版社等单位。广益书局最初出版科举考场用书和童蒙读物, 戊戌变法后, 科举制度逐渐取消, 广益书局经营受到重创, 濒临破产。鉴于这种状况, 广益书局及时调整了经营思路。1904年广益书室改名为广益书局, 邀魏炳荣担任经理, 周菊亭为协理, 聘胡寄尘、陆保璿为编辑主任, 其经营理念转变为出版普通古籍、医筮用书和村塾用书, 开始略有起色。早期广益书局出版物中较有影响的有《庄子集解》、《增订篆字殿版康熙字典》、《伤寒论集注》、《绘图针灸大成》、《四体三字经》、《天则百话》、《俗语典》等。 广益书局真正的转变是在1934年后。1934年至1937年广益书局因大量出版“大达版”图书而声名大噪。所谓“大达版”图书是指上世纪30年代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出版的标点本通俗小说。 说到“大达版”图书, 必须要了解上海20世纪30年代曾热销的“一折八扣书”。“一折八扣书”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图书出版业的一个特殊现象。所谓“一折八扣书”, 即定价一元的, 一折成为一角, 再加八扣, 八分钱就能购买一本书, 这是当时上海书业盛行的一种新的“促销方式”。平襟亚先生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上海书业中掀起的新浪潮时说:“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 以极廉价的书籍大量供应给读者, 人称‘一折八扣书’, 又称‘标点书’。”136“一折八扣书”多为通俗小说, 以翻版古典文学著作为主, 亦有少量的历史演义题材, 目标所在是没有版权的旧小说, 做的是没有本钱的生意。“一折八扣书”的特点是古旧书重印, 牛皮纸封面, 排版密集, 行外标点, 无插图, 32开平装。这样可以出得多、出得快, 有利于降低成本、降低售价, 有利于竞争, 因书价低廉, 从三折到二折, 甚至一折半, 销路极好, 赢利颇丰。 首创“一折八扣书”促销模式的是上海新文化书店。新文化书店把《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旧体小说, 加标点翻印出版, 且一折八扣。在短时间内, 新文化书店一共出版了几百种旧体小说, 大赚一笔。稍后, 大达图书供应社紧跟而上。大达图书供应社是广益书局的一家子公司。1934年广益书局以大达图书供应社名义, 大量排印出版加标点的通俗小说, 与新文化书社展开竞争。一年内大达图书供应社翻印了数百种古旧书,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后来, 大达图书供应社又自设印刷厂, 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店, 生意兴隆。1935年后, 大达图书供应社的图书几乎无人不知, 时人称为“大达版”。当年, 所谓“一折八扣书”与大达图书供应社的黄皮“大达版”图书几乎成为同义语。“大达版”图书造成了现代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出版盛景42。 “大达版”图书出版成本低廉, 发行渠道通畅, 对文化普及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大达版”图书为大幅度减低成本, 正文都用52克新闻纸, 价格极为低廉。林语堂先生在《翻印古籍珍本书》一文中, 对“大达版”图书大为赞许, 他说:“翻印古籍, 成本甚微而利润不薄, 书贾与读者双方便宜, 且因此使古书普及流通, 确实是一件好事。……书价一便宜, 读者便增多, 姑不论版本好坏, 提倡大家之习惯, 其功就不小。”94林语堂先生甚至希望从出他的书的各书局收回版权, 重新出一文集, 卖一毛钱。“大达版”图书的影响可以说是全国性的。王大炜先生在回忆成都广益书局的“一折八扣书”时, 这样描绘道:“广益书局是家专售章回小说的书店, 总部在上海。成都的广益在春熙路……半人高的书摊板上平放着各种小说供人翻阅, 除少量大达书局的《东周列国》老版本外, 多数是广益自己刊印的章回武侠、剑仙和演义小说……几乎历代出版过的小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当然包括三国、水浒、济公、西游, 而且还是绣像插图, 封面彩印, 精美无比。同时也出售一些古今才子佳人言情小说, 如西厢、红楼、三笑等和大作家张恨水先生的诸多名著。后来, 甚至冯玉奇的艳情小说也在其中。”3 “大达版”图书也存在一些致命性的缺陷。比如, 由于过分追求成本低廉, “大达版”图书的用纸低劣, 不能长期保存。此外, “大达版”因排版过密, 耗神费眼, 造成不少青年学生眼睛近视, 也是一大弊端。不过, 有一弊必有一利, “大达版”图书打开了祖国文化宝库的大门, 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还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