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历史演变.docxVIP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历史演变 一、 代学者争论的问题 儒家的“内外正义”对现代学者来说是一个话题。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由来、原型、内涵、特征及其发展状况作一简要探析。 (一) “内圣外王之道”的广泛使用 “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把“内圣外王”的精神概述为“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并指出这一精神是古人的伟大创造,只是由于时代变迁,变得“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不过在《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中仍能反映出来,而且邹鲁儒家学者“多能明之”。但在宋代以前,正统儒家基本上不采用这一术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内圣外王之道”没有关系。事实上,儒家也创造了许多与“内圣外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术语,如“正德利用厚生”、“立德立功立言”、“修己安人”、“成己成物”、“进德修业”、“尽伦尽制”、“修齐治平”等。儒家正是使用这些术语,来阐发其“内圣外王之道”的。而儒家正式在儒学意义上采用“内圣外王”这一术语则是从宋代开始的。北宋理学大师程颢把他同时代学者邵雍的学说称作“内圣外王之学”。当然,由于邵雍之学具有儒道合一的特色,故用“内圣外王”来概括他的学说确实恰如其分。宋代以后,这一术语已在儒家学者中广泛使用,如明代吕坤言“天德王道不是两事,内圣外王不是两人”;清代李绂言:“圣人之学,内圣外王,皆不过一心”,都是在儒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而近现代学者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精神,更已是老生常谈了。 (二) “内圣外王之道”的原型 先秦各家都有不同程度美化古帝的倾向,他们所崇拜的古帝主要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汤、文、武等,这些古帝是他们理想中的“圣王”。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以这些古帝为原型和典型,它的表层含义就是指如何以这些古帝为榜样,实现“内以成圣,外以成王”。实际上,这些古帝及其所处的社会都被他们充分理想化了。与其说他们极度推崇这些古帝,不如说他们想借助这些古帝来宣扬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政治主张。儒家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代”(夏商周)、“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内圣外王之道”的原型就有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开物成务型,以“三代以上”的伏羲、神农、黄帝为代表,主要是发明器物、利济天下、将人类从蒙昧引向文明的发明家,或者说是征服自然、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经济领袖。他们所处的社会被儒家美化为“大同”社会或皇道和帝道社会。二是圣君贤相型,以“三代”的禹、汤、文、武、伊尹、周公为代表,他们是实行仁政、以德服人的政治家,或者说是德高望重、顺应民心的政治领袖。他们所处的社会被儒家称作“小康”社会或王道社会。三是传道教化型,以“三代以后”的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朱熹为代表。他们处在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的霸道社会,是传递道统、教书育人的教育家,或者说是拯救人心、移风易俗的精神领袖。他们分别被后人追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衮国复圣公”、“郕国宗圣公”、“沂国述圣公”、“邹国亚圣公”、“徽国公”等。上述三种类型都统一于儒家所设计的“道统”人物中,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就是以此三种类型为原型。“开物成务型”属“圣”“王”合一型;“圣君贤相型”的“圣君”属“圣”“王”合一型,“贤相”属“圣”是为“王”分离型,“圣”是为“王”服务的;“传道教化型”属“圣”“王”分离型,“圣”也是为“王”服务的。不过,这三种模式实可归结为两种:一是圣王模式,这是封建君主的理想人格,也是儒家对封建君主的期望;二是圣人模式,这是儒家自身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 (三) 从“成物”到“圣王之道”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在其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内涵有传统与现代之分。 传统“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有以下内涵:第一,人格理想,可用“立德立功”或“成己成物”来表达:“立德”指向“成己”,即通过心性修养,增进德智,以达圣贤境界;“立功”指向“成物”,即身任天下,利济群生,以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儒家的“立德成己观”以“人贵论”和人性论为基础,“立功成物观”以合群论和德业一致论为依据。“成己”与“成物”密不可分:“成己”是“成物”的前提和基础,功业必须合乎道德;“成物”是“成己”的目的和归宿,道德必须发为功业。人生有穷达顺逆之时,得志时,既要“成己”又要“成物”,失意时“成物”难成,但必须“成己”,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第二,政治要求,可用“修己治人”或“尽伦尽制”表达。它要求统治者推行仁政,以民为本,并端正自己品行,用自己人格力量影响天下,由修身达到家齐,由家齐达到国治,由国治达到天下平;主以礼乐,辅以刑政,既能“尽伦”,又能“尽制”,充分发挥道德与法制在共同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中的作用,做到这些,才可称得上“圣王之治”。第三,学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