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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族词的分类与研究 一 “变易”、“自由”、“有道德”等同族词,《易》观也应是“日观”之误。请看 在中国，我们对词的来源、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推测和研究。从先秦古籍《乾、健》、《坤、顺》等少数民族语言的范畴，以及汉代杨雄、金代郭璐的汉语翻译理论，以及汉代刘熙、宋代王圣美和其他语言的解读。清代乾嘉时期，王儒“声靠近正义”的发明和“以声求义”的实践，展示了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几个方面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传统同族词研究是在诠释古代文献的训诂学中孕育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加之我国古代缺乏和轻视理论思维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这就导致传统同族词研究多词语系联之功,少理论总结之力,存在不少局限和缺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汉语同族词的分类缺乏探讨;尽管转语说与右文说实际上系联的是不同类别的同族词、王念孙等人多用“声近义同”与“一声之转”等两类术语描述不同类别的同族词的特征,然而历代学者毕竟没有把汉语同族词类别的区分总结为理论形态,也没有提出相应的术语指称不同类别的同族词。他们在系联同族词时所作的某些实际的分类带有相当程度的不自觉性和模糊性。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以推寻“语原”、揭示语言文字“孳乳浸多之理”为主旨,著成《文始》一书。书中用“变易”和“孳乳”两个术语系联同族词。例如卷五:“《说文》:‘,左右视也,从二目’。变易为‘’,目邪也;为‘’,举目惊然也。孳乳为‘’,走顾也;为‘瞿’,鹰隼之视也,鹰隼顾盼求狐兔,故字从;又为‘矍’,隹欲逸走也,隹欲逸走,亦左右视,《易》所谓视矍矍也,又孳乳为‘’,恐也,者亦然左右视也。又变易为‘’,《易》:‘履虎尾’。恐也;又变易为‘?’,多畏也;杜林作‘怯’;对转阳变易为‘惶’,恐也;?对转阳变易为‘恇?也。”章氏将“变易”和“孳乳”界定为:“音义相,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以后,黄季刚先生对此作了更为明晰的阐释:“上古疆域未恢,事业未繁,故其时语言亦少。其后幅员既长,谣俗亦杂,故多变易之言。变易者,意同而语异也。事为踵起,象数滋生,故多孳乳之言。孳乳者,语相因而义稍变也”。“变易”指词的声音和形体发生变化而意义未变,“孳乳”指词义引申导致词的分化而语音相因或稍有变化。这样,章氏在用“变易”和“孳乳”说明同族词的孳生途径和音义关系的同时,实际上已较为清楚地把同族词区分为两种类型。 到三十年代,沈兼士先生首次明确论及同族词的类别问题。他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中指出:“语言之变化约有二端:(一)由语根生出分化语,(二)因时间或空间的变动发生之转语。”把汉语同族词区分为两大类别,分别定名为“分化语”和“转语”,且进一步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语根之分化语词,与转注字(“转注字”即“转语”一一笔者按)不同。后者因音变而后变其形,义固相同也。前者则以意义之变转为前提。”沈兼士所谓“分化语”大致相当章氏由“孳乳”而产生的同族词,“转语”则相当由“变易”而产生的同族词。章、沈这种同族词分类法依据的是同族词的成因及音义关系,我们称之为发生学分类法。 近年来又有一种新的同族词分类法,依据的是同族词的形体关系,可称为形体分类法。如将同族词分为“同字形的同族词”、“同声符的同族词”、“不同字形的同族词”等类别。形体分类法使所有的同族词都有类可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同族词的孳生途径和音义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分类价值。但是这种分类法有较为严重的缺陷。因为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形式,它与它所记录的语言中的词分属不同的系统。这两个系统虽有联系,但并非严密吻合、完全对应。文字系统中具有某种相关性的一组字所记录的词在语音和意义上可能毫无联系;反之,词汇系统中音义相关的一组词并不一定用形体相关的字来记录。因此,只注重同族词外部特征的形体分类法不能直接地、准确地反映汉语同族词的本质特征,这种分类法只能作为一种次要的、辅助性的同族词分类法而存在,如果把它作为主要的同族词分类法,将无助于对汉语同族词进行深入研究。 与形体分类法相比,发生学分类法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同族词分类法。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发生学分类法揭示了汉语同族词的孳生有两条途径,一是词义的引申分化,一是语音的流转变化。 语言中的词在产生初始大多是单义的,只概括反映某一类事物或现象。但由于客观事物或现象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联系,人们在认识新事物或现象时,往往会联想到与该事物或现象在内在性质或外部特征上相似相关的其他事物或现象。这种联想作用使人们习惯用与之有关联的那种事物的名称来指称该事物,这样就导致词的初始义不断引申,增加一些新的单义词变成多义词。当一个多义词的义位过多因而指称不明时,或人们认识水平的发展要求明确地区分不同义位表达的不同事物时,多义词中的某些义位可能从原词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新词。比如,“张”本指拉开弓弦,有“张开”、“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