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农业政策与农业的发展.docxVIP

明代农业政策与农业的发展 明代经济以农业为中心，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朝代。终明一代有大量关涉农业的政策与制度出台, 涉及土地、赋役、水利、赈济多个方面, 对当时的农业发展可谓影响极深, 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学界关于明代前期农业恢复、发展的成就早有共识, 但对明代中后期农业发展的状况关注不足, 尤其对有明一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因素包括政策实施的背景, 农业与商业、军事乃至吏治官风等在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的联动效应, 尚无系统性的思考, 而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准确评估明代农业发展水平、成就与局限的关键。相关结论不仅能够厘清明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症结之所在, 甚或对明代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国家财政管理思想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判断。根据明代农业政策的发展变化, 笔者拟分两部分对明代前期和中后期的农业政策分别进行系统性的考述和反思。 一、 农业政策与农业的恢复发展 洪、永、仁、宣统治的近70年, 被学界普遍视为明代农业恢复、发展的黄金时期。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政策解读也可以径直概括为“重农减征”。但笔者认为这种解读与当时的历史实际是有出入的, 明代前期的农业恢复与发展, 关键有二:其一在于明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政策的各种配套措施, 采取有力措施促使这种政策配套发挥出了较好的整体效应, 其二在于明政府竭江南一隅之财以供国用的极端财政政策, 减轻了明代其他大部分农作区的税课压力。下面分别论之。 1. 明初农业政策的支撑作用 具体而言, 明代前期的农业政策配套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让百姓获得经济的恢复 早在追随郭子兴起兵之初, 朱元璋就从服务于战争的军需粮饷的征解、调运中感受到恢复、发展农业对巩固政权、控制军队的重要作用:“渡江初, 即以康茂才为营田使, 谕之曰:‘比兵乱, 堤防颓圮, 民废耕作, 而军用浩殷, 理财莫先于务农。故设营田司, 命尔此职, 巡行堤防水利之事, 俾高无患干、卑不患潦, 务以时蓄泄, 毋负委托。已, 又以茂才所屯田积榖独充仞, 而他将皆不及, 申令各督率军士及时开垦, 以收地利。”洪武元年, 明朝统一全国的战争远未结束, 朱元璋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 栽桑、麻、木棉各半亩, 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 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 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 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明初, 政府始终“以农桑积储为急”。“夫户口盛而后田野辟, 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欲财用之不竭, 国家之常裕, 鬼神之常享, 必也务农乎!”在朱元璋看来, 只有让百姓尽快立户收籍、恢复农业生产才能计丁课税逐步摆脱困窘万分的财政状况。洪武二年, 他下令:“凡各处漏口脱户之人, 许赴所在官司出首, 与免本罪, 收籍当差。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 许各以原报 (元代) 抄籍为定, 不许妄行变乱, 违者治罪, 仍从原籍。”洪武三年, 他又令户部榜谕天下军民:“凡有未占籍而不应役者, 许自首, 军发卫所, 民归有司, 匠隶工部。”同年, 又令户部“籍天下户口及置户帖, 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 以字号编为堪合, 用半印钤记, 籍藏于部, 帖给于民, 令有司点闸比对, 有不合者发充军, 官吏隐瞒者处斩。”洪武六年, 工部下设之四属部为总部、虞部、水部、屯田, 涉农者居其半。洪武十九年又令各处民:“凡成丁者, 务各守本业, 出入乡里, 必欲互知, 其有游民及称商贾, 虽有引, 若钱不盈万文、钞不及十贯, 俱送所在官司迁发化外。”洪武二十七年, 朱元璋“令户部移文天下课百姓植桑枣, 里百户种秧二亩。……每百户初年课二百株, 次年四百株, 三年六百株, 栽种讫, 具如目报, 违者谪戍边”。 (2) 具体推行法,让以文兴农 地方官员特别是地方大吏是明代农业政策的主要贯彻执行者,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农业政策的成败。在朱元璋看来:“布政使即古方伯之职, 知府即古刺史之职, 所以承流宣化抚吾民者也。得人则治, 否则瘝官尸位, 病吾民多矣。……苟治效有成, 天下何忧不治?”早在洪武五年十二月, 朱元璋就敕令中书省:“有司今后考课, 必书农桑学校之绩。”并于八年八月以太师、右相国李善长等劝督农事。永乐十一年九月, 朱棣也下诏:“郡县官每岁春初, 行视境内, 蝗蝻害稼, 即捕绝之。不如诏者, 并罪其布、按二司。”宣德初年, 仿元朝各路劝农司之例, 添设浙江杭、嘉二府属县劝农主簿。成化元年, 添设山东、河南等各布政司劝农参政各一员。可见, 明代前期政府对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有着何等的期望与期待。 (3) 关于军队屯垦 明朝立国之初, 军户达200万户, 以每户一丁从军, 明军也达200万人, 其中京营劲旅就在七八十万人以上。古语云“兵兴十万, 日费千金”, 这样庞大的军队, 各项军费开支也相当浩大。为此, 早在屯田龙江之时,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