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两种人格模式.docxVIP

《西游记》的两种人格模式 作者认为，《红楼梦》的艺术思想内容与作品的矛盾来源于《潜新小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的神话与现实的矛盾。小说对于“超人”模式英雄形象的构建,使全书体现出一种神话追求;但是“神话底创造在自己的基础上乃是现实主义的”,局外一种“圣人”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对于整个西游故事又有一种弥漫性的影响,从而小说最终体现了对于现实的回归意向。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社会意义及历史感的人格模式可分为两类:“超人”模式和“圣人”模式。这两种人格模式虽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此消彼长,一种人格模式可以被某阶段的偶像观念所禁锢和替换,但没有被消灭,因为它们是“人类经验和潜能的某种因素的历史性特殊结构,而人类的经验和潜能又从属于我们潜在的生物存在的状况”。 “超人”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渊源。英雄是人类童年阶段崇拜的偶像。在严峻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环境中,英雄作为及英雄人物是人类崇拜的对象。各民族的神话传话无一不把最动人瑰丽的诗篇呈献给英雄人物。“超人”价值观念就建立在这种对英雄崇拜的心理上。随着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及文明社会的到来,“圣人”价值规范逐渐成为文明时代做人的准则。“超人”与“圣人”这两种价值观念对个体人格的影响又有质的不同。“圣人”模式认为生命是个严加限制、不断规范的进程;超人模式认为生命是个非道德的东西,不能加以世俗的束缚。“善”(合礼法规范)是“圣人”人格追求的最高概念;“力”(合生命律动)则是“超人”人格的最高概念。“圣人”人格强调人的伦理品格;“超人”人格突出的是人的自然品格。 我们考察一下这两种人格模式在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的演化。“超人”模式的黄金时期应在蛮荒时代,这种模式的英雄人物也该保留在上古的神话传说中,但史书上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在儒家观念支配下文人对上古神话的删节加工,因此现在看到的上古神话很难说就是原始形态的神话。苏联学者鲍·李福清这样写道:“最初的时候,桀似乎被描绘为一个壮士,可能是猎人,具有典型的史诗英雄的特点。……后来随着伦理体系的形成,尤其是在大量利用远古神话与传说的古代儒家的形成过程中,桀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由一个桀骜不驯的英雄壮士变成了暴君的典型。”由于不合“圣人”模式的审美理想,“超人”英雄桀的形象就被后来儒家改变了。桀的命运代表了上古“超人”模式人物在“圣人”模式时代的遭遇。 “超人”模式与“圣人”模式人物的争斗既在神话传说中也在现实社会中表现出来。部落首领炎帝、黄帝对蚩尤、共工的胜利恐怕就是神话传说中“圣人”模式对“超人”模式人物的胜利。如果说这种争斗在神话传说中是在遥远的古代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封建社会初期的楚汉战争。很难说刘邦便属于“圣人”模式,但他代表了“圣人”模式的社会理想。而楚霸王项羽则属于“超人”模式中的一位英雄。四面楚歌中项羽自刎乌江河畔似乎宣告了“超人”模式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这是占统治地位的“圣人”模式文化选择的结果。其后,“超人”模式人物要想生存就必须纳入“圣人”模式文化框架或降低其人格的纯度。《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圣人”模式人物宋江、诸葛亮与“超人”模式人物李逵等梁山好汉和关张的关系,已完完全全是一种指导型关系。“超人”模式人物鲜明的文化个性,使小说充满着生趣。我们也看到了“超人”模式人物的自然人格为“圣人”模式伦理人格取代的过程。以性格论,关羽与项羽相仿,但关羽生活在封建文化的兴盛阶段。他的“超人”人格就模糊不清了,而被后世尊奉为“武圣人”。 “圣人”与超人模式因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追求而构成人类社会的两种基础人格。中国传统文化极力推崇的是“圣人”的人格理想,“超人”人格只能在非正统的文化形态中汲取养料,很难独立存在,常寄存于正统文化形态的边缘区域,因而步入封建社会的“超人”人格常常表现出对圣人人格价值观的认同趋向。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属于“超人模式”英雄,而唐僧则是个圣人模式人物。关于孙悟空形象的来源,有的说来自道教形态的“修炼”猴,有的说来自佛教形态的“教化”猴,有的说来自印度佛教经典中的猴神哈奴曼,因而又有孙悟空是“国货”还是“进口”亦或“混血”的争论,由此可看出关于猴神的宗教故事和民间传说丰富多彩,各自构成独立的系统。而唐僧玄奘的取经故事则是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真人真事,《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他西行天竺取经的艰难经过。以后又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唐僧的取经故事予以神话性的描绘。唐僧取经故事亦有自己独立的系统。 两个各自独立的故事为何在西游故事中遇合了呢?张锦池先生在《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中是这样推测的:最先有唐僧西天取经弘扬佛法的故事,同时又有一个猕猴王为非作歹的故事。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有玄奘在偷渡玉门关前曾获一胡僧相助而有因缘。盖“胡”与“猢”同音,“僧”与“狲”音近,以讹传讹,“胡僧”就成了神通广大的“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