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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精神病院，一种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合，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胆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能够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出而被都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开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即使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由于起步较晚，因此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出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局限性，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种梦想。

但他们仍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眷，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止——最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局限性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冷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

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望。由于成绩优秀，尚未毕业，他就被某出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全部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终，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数年的北京姑娘，达成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种荣誉，每一种核心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步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种时空，享有着昔日的荣光。“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忽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午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全部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我不记得了，不懂得是由于病了，还是由于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重复住院，直到，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终来医院缴费，顺便看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终，小安的哥哥来医院看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由于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倦、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方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全部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置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种100平米的新居。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能够出院了，“他已经

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