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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作权立法的体系化思维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版权法往往显示出一种困难的状态，即缺乏社会能力。虽然作者的权利受到侵犯，并且超出了社会可容忍的限制，但《作作权法》中没有规定对这种“侵权”行为的处罚。1这与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模式有关。申言之,我国著作权法采取的是“具体规定性”的立法模式,很少有抽象的规定,包括著作财产权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和著作权救济制度等都是如此。“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的社会回应能力不强,属于法律发展过程中的幼年时期的立法模式。2在科技和社会实践迅猛发展的今天,应当改革我国现有著作权法的立法模式,在包括著作权内容、合理使用和著作权救济制度在内的关键领域制定一般条款,以促进著作权制度向“抽象规定性”的方向发展,推动我国现代化著作权制度的早日建立。

一、体系化思维下的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

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救济制度是整个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法律体系性3的考量,对权利的救济也应当在“体系化”思维指导下进行。对权利的救济不应局限于具体规定该项权利的具体法律制度,应当综合考察宪法、法律、法规和条例等构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基本要素。对著作权的救济同样应当如此。高位阶的法律对低位阶的法律具有指导和完善的功能,在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对具体法律制度所直接从属的高位阶的准确定位,是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也关乎具体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同理,应当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