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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意与汉字的造字

汉字作为一个表意文字，其结构与所记录的意义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但是,这一现象所蕴含的语言学意义,仍有继续挖掘的必要。

一造意与实义的转化

过去人们常说,在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只有形体是属于汉字自身的,而音义都是来源于语言中的词的,因为汉字记录了词,它才有了音和义。照此说来,汉字除了表达词义外,它自身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种说法是与汉字的实际相违背的。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其表意文字的性质决定了它不是通过形体符号直接记录词的意义,而是通过自身形体所蕴含的某种意图,去与词的意义相关联。也就是说,汉字除了可以记录词的意义之外,还拥有属于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汉字字形所体现出来的构造意图,我们称之为字意。

字意不等于词义。关于这一点,古代小学家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宋代邢昺在《尔雅注疏》中说:“初者,《说文》云:‘从衣从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说文》云:‘才,草木之初也。’……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诗》、《书》、雅记所载之言,则不必尽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2568清代陈澧《东塾读书记》也有类似的论述:“又有字义不专属一物而字形则画一物者,如‘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永,长也’,象水理之长,是也。又如‘天大地大人亦大’,而大字象人形,尤其明著者也。”106他们都指出了造字时所取象之“意”与文献中实际词义之间的不一致性。其实,许慎本人在《说文》中就—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曾经多次提到“某与某同意”,如:“,吉也。从从羊。此与義、美同意。”“芈,羊鸣也。从羊,象声气上出。与牟同意。”所谓“某与某同意”,很明显不是说这些字所记录的词义相同,而是指它们选用某一部件构造字形的意图相同,这正如段玉裁在“芈”字下所说:“凡言某与某同意者,皆谓其制字之意同也。”145“芈”和“牟”的上部件都表示“声气上出”的构意,“”“羲”“美”三字中的部件“羊”都表示吉祥的构意,这些部件在汉字构形中所体现的就是“制字之意”。一个汉字所有部件的“制字之意”融会在一起,就是这个字的字意。如《说文》将由三个像麦穗之形的部件组合而成的“齊”字,训释为“禾麦吐穗上齐也”,这就是从字意角度所做的训释,而不是词义训释,因为“禾麦吐穗上齐”这样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在文献中使用过。王宁先生在《训诂学原理》中将字意称作造意,将字所实际记录的词的本义叫实义。她说:“造意是指字的造字意图,实义则是由造意中反映出的词义。造意以实义为依据,但有时它仅是实义的具体化形象化,而并非实义本身,造意只能说字,实义才是真正在语言中被使用过,才能称为词的本义。”43王宁先生的这段论述,是对字意和词义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的很好的概括。

字意虽然不等于词义,但字意却是沟通字形和词义的关键环节。在汉字创造之前,汉语的词义是以有声语言的方式存在的,这样的词义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没法固化为可视的东西。汉字的发明,正是要将这种无形的东西转化为有形的视觉符号。而这种转化的关键,就是如何将汉语的词义转化为汉字的字意。如果用公式将这一转换过程描述出来,可以表述为:“词→词义→字意→字形”。这个公式表明,汉语中的词只有将其词义转化成字意后,才能够与汉字的字形建立联系;也只有这样,词的意义才能够用汉字来表达,有声语言才能够最终转换为书面语言。由此可见,词义向字意的转化既是文字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学问题。

例如,“大”字甲骨文作,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的形象。正面站立的人就意味着是“大人”,因为甲骨文表示普通人的“人”字写作,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威武而立的“大人”,一个是屈膝而立的“小人”。这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就是在位者,小人就是普通百姓。字下面加上一横就是“立”字,“立”后来又分化出“位”字。“大”“立”“位”三字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说明,字所描绘的正是在位者的形象。通过这些分析可知,“大”的字意就是“大人”。但从词的角度说,“大”的词义却不能说是“大人”,而是“与小相反”这一更为概括的意义。“大”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词义,在“大”字的构形中转化为非常具体的字意“大人”,从而与“大”的字形建立了联系。

表示具体事物的词义转化起来比较简单,用汉字的形体直接描摹那个具体事物的形象就可以了。而对于那些较为抽象的词义,向字意转化就不那么直接了。如“尽”的词义是穷尽,这个词义比较抽象,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尽”字的繁体作“盡”,小篆作“”,《说文·皿部》:“盡,器中空也。从皿声。”《说文》把“盡”解释作形声字,但我们看一下甲骨文字形就会明白,“盡”不是形声,而是会意。“盡”甲骨文作,像手持炊帚洗锅碗之形。既然锅碗都洗了,说明里面的食物已经吃光了,以此来表示穷尽的意思。“食物吃光了”就是“盡”字的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