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docx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公开向中国发动军事进攻和大规模侵占中国领土的开端。事变发生之后，身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长官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抵抗，位于守土第一线的东北军没有实行过有效的抵抗；而一直以“民族主义”标榜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仅事变之前没有任何的准备，事变发生之后既没有宣布也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意义的抵抗，所提出的“不抵抗、不直接交涉、诉诸国联”政策和蒋介石本人的引咎下野，都无法制止日本对东北的鲸吞。

蒋介石曾预料日本将侵占东北，但没有作出抵抗安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举国上下都把问责的矛头指向应对失措的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胡汉民则因与蒋发生“约法之争”，自1931年2月底起一直被软禁；而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势力代表人物也陆续遭清算，被开除出国民党并剥夺公职。于是，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很快成为众矢之的。

那么，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对于这场空前严峻的国难是否有所预料和准备呢？

应当指出，自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介石以“不抵抗主义”应对日本出兵干涉北伐，他对所受的屈辱一直记忆犹新。尤其是1929年4月中旬蒋介石在对桂系的作战获胜后进入武汉，却在汉口日租界被遭拒进，蒋介石在4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凡稍有廉耻者，不能忍此。汝忘此耻，则诚卖国奴之不若矣。自十八年四月十八日起至廿三年四月十八日止，当以江户川为陪都也。莫忘今日之耻，戒之。”以后蒋介石虽没有再提及这一相当于“五年后打到东京去”的狠话，但对日本在华势力的猖獗，蒋还是有所警醒的。就在发出上述誓言不到2个月，蒋介石在当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外方针，即亲美、联英、排俄、拒日。”显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当时蒋介石一度把对日外交的定位列为各主要大国之末，甚至认为日本必然会在政治上军事上与中国为敌。事实上，自从完成“二期北伐”之后，美国先于各大国于1928年7月就正式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英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也相继与国民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日本则借口以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的善后解决为前提，直到 1929年6月3日才完成了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承认手续。

在看待日本和苏俄威胁问题时，虽然当时蒋介石因中东路事件“决以强硬对苏俄”，中苏之间一度断交，但蒋介石仍把日本视为对中国的主要威胁。尤其是日本对于东北大量移民和迅速经济扩张，导致两国间关系紧张，使得蒋介石在1931年1月5日在日记中认为“某某必强占东三省”，并将此排列在另一警句“俄必进逼内蒙新疆”之前，称“中国至此危殆”。待到1931年夏季在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蒋介石曾经担忧中日关系失控，他在得到万宝山日警强杀华人事件以及朝鲜仁川、汉城、元山、平壤等地之排华风潮的报告后，于7

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吾之责任更大，而吾个人之痛苦复何足言哉？”7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听取驻日公使蒋作宾关于在朝鲜的华侨遭害惨案的报告后，亲拟国民政府宣言稿，并在日记中对外交部长王正廷对日交涉的“馁弱无能”极度不满，认为国民政府应当立即“对世界各国宣言及提出国际联盟会，暴露日本政府有组织的杀害侨民之罪恶与其已无统治朝鲜之能力”。而在8月14日的日记中，更写下警语：“日本蛮国不败亡，则中国不能生存。”可见，蒋介石对于日本对于中国特别是在东北发难，是有所预料的。

但是，通览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的日记和比照实际情况，却看出其内政外交的疲于奔命与顾此失彼：在政治上，蒋介石主要忙于应对来自广州反蒋派的猛烈抨击；在军事上，蒋介石把可以直接调动的兵力主要用于剿共和针对粤方攻湘的部署，同时防范阎锡山的再起；在内政上，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长江水灾和连年战事导致的大量灾民、难民的救济

安排，以及财政开支的窘迫等问题。因此，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发生时，面对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的压力，张学良在7月6日致电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而与此相应，蒋介石也于7月12日致电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下旬蒋介石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解释说，“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无独有偶，9月6日，张学良也再次电嘱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