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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守丧习俗的演变

一、守丧间的悲物质

葬礼始于什么时候？我无法进行深入测试。大概自原始社会以来就有了这种习俗。最初的守丧习俗一般是指从人死到安葬的一段时间内,死者家人及亲属在饮食起居等方面表现出的异乎平时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为了表达心情之沉痛,又因人、因时、因民族、因地区而各异,并无统一的标准。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先驱们才对此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儒家主张以孝治天下,视孝道为齐家、立国之本,为使孝悌之情有始有终,因此对生、死二事,同样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儒家认为丧事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礼,即丧葬之礼仪;二是哀,即在丧期内对死去的家人或亲属所表现出的哀戚之情。礼与哀两者,儒家认为应以后者为重。《礼记·少仪》云:“丧事主哀。”孔子甚至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儒家不仅认为丧事中应以哀为主,而且认为哀戚之情应有统一的标准,这种标准大致可以体现在容体、声音、言语、饮食、衣服、居处等几个方面。以居父母丧为例:守丧期间不能洗澡,形容憔悴,面色发黑,这就是哀发于容体;哭丧不能从从容容地拖长尾声,而要哭得气都回不过来,这是哀发于声音;言辞不加以文饰,与丧事无关之事一律不谈,尽可能沉默,这是哀发于言语;居丧头三天粒米不进,三天后喝粥,三月后可吃粗食,一年后可进菜果,二十五月丧期之内不能饮酒食肉,这是哀发于饮食;丧期内要穿特制的粗麻布丧服,这是哀发于衣服;要单独居住在草棚之内,以草为床,以木为枕,这是哀发于居处。不仅如此,凡一切纵情喜庆之事均应杜绝,因此丧期内不许婚嫁,夫妻不能同房,有官职者必须解官居丧,等等。同时,根据丧服的亲疏远近,守丧的行为也应表现出相应的等级,关系越是疏远,对守丧期间的行为节制也就越少,反之,节制就越多。守丧习俗经过儒家的这样一番改造,对守丧期间的行为加以标准化、系统化与等级化,于是就演变成为一种礼教制度,即守丧之制。

上述守丧期间的哀戚标准也称之谓“度”,无故而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叫做“不度”,不度之人向为儒家所深恶痛绝,并被认为是祸乱的根源。《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云:“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但是儒家也不赞成因哀戚过度而导致伤身的行为。所以《礼记·杂记》云:“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所以虽然哀发于饮食,三天以后也一定要吃东西;虽然孝子的悲哀没有止境,丧期满后也应该一切恢复正常。为了防止守丧伤身,对某些礼教规定也作了通融。如《礼记·曲礼》主张;守丧期间如果头上、身上有溃疡或创伤也可以洗澡,年纪大了也不必搬到草棚去住,病弱体虚与老迈之人也可以饮酒食肉来补养身体。

由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派纷呈,儒家思想尚未成为统治思想,所以守丧之制对于儒者以外的人士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一部《左传》,明确记载实行守丧之制的仅襄公十七年一例:“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经带、杖、菅履,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战国时期孟子曾想劝滕文公为滕定公守丧三年,遭到百官的一致反对:“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结果也未实行。守丧之制在先秦时期不仅推行不开,而且还经常遭到其他学派的抨击,其中抨击最力者当数墨家,这只要看看《墨子》的《非儒》、《节葬》两篇就清楚了。所以连后世“尊古”的儒士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前辈在先秦时期推行守丧之制成绩并不显著。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守丧之制的演变

自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以来,守丧之制也开始作为强制性规范出现,开始了从礼教向法律的过渡。

因丧事之对象不同,守丧之制也可分为两类:帝、后之丧,称之国恤,或称国丧、大丧;父母亲属之丧,称之家丧。作为强制性规范,国恤中的守丧之制始于秦之统一,家丧中的守丧之制始于汉武帝,前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尊崇皇权,后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宏扬孝道。

国恤的守丧之制,从秦代以来,即以法令的形式明文规定。《晋书·礼志》云:“汉氏承秦,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礼教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民为君服齐衰三月,秦及汉初以天下一律为天子守丧三年,所以说是“率意而行”。三年之内令天下皆为天子戴重孝,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大现实,所以《晋书》云“制不称情”。汉文帝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因此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规定朝廷大臣及内宫也仅行丧三十六日。与礼教规定相比,以三日易三月,以三十六日易三十六月(三年),所以后世称为“以日易月”。三日过后,除朝廷外,天下活动一切不禁。此制一出,历代相沿,少有变更。

相对国恤而言,家丧的守丧之制的演变就要缓慢、复杂得多,整个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