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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的孝治政策

“丈夫和孩子是美德的基础，教育是出生的。”。在古代,孝不仅是个人品德问题,更是一种治国理念。当“孝”成为“孝治”时,包含了两层含义:政府对晚辈行为的规范,主要从礼仪方面入手;政府采取的鼓励孝行的措施及养老政策。那么,在“法尚严峻”的洪武朝,“孝治”的执行情况如何呢?

一、明朝太祖继承了世界的内涵

(一)以孝思、反矛盾之情权利事

朱元璋双亲早亡,待他富有四海、成为一国之君时,每每念及父母没能享受丝毫荣华富贵,自己更不能在父母前略尽孝子之心时,常常呜咽不胜。正因对双亲的深切怀念,明太祖亲作《思亲歌》以展孝思,他在文中以“慈乌乳雏,雏长反哺”为比,使自己“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之情跃然纸上。

明太祖自言曾通过啮指滴血的方法,找回其母遗骸所失的一块指骨,虽然事情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却反映出他的一个观点:人子与其亲是一体而分的,应当“亲养幼,壮养老”,不可“一遇利害,便悖戾不相顾”。

(二)以人性化为主的文化政策

常建华教授在《论圣瑜广训与清代孝治》一文中认为,自西汉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是儒家学说指导下的伦理政治,而这种伦理政治的核心乃是以孝治天下,目的则是为了使臣民移孝作忠,“盖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推”。对于中国政治的这一特点,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有过精辟论述:“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恪尽人字的孝道。要是在父母生前不知尽孝,就不可能在父母死后以应有的仪式来敬奉他们。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风俗、礼仪的关系较为密切……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似乎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却可能和中国的基本政制有关系。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早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明太祖就说过:“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今天下初定……所重者教化。教化行而风俗美……”教化,毫无疑问包含了导民行孝的内容。正因为“孝”的存在,才使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以维持”。这就决定了“孝”必然在明太祖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朝太祖通过孩子气的虔诚统治世界

(一)明确规定自己为人

礼仪,体现在明太祖定礼追慕先人、制公侯以下群臣家庙礼仪、作晚辈与长辈相见之礼及破古礼等几个方面。

追慕先人,表现为追加谥号。“洪武元年(1368)上高祖考尊谥曰玄皇帝,庙号德祖,妣曰玄皇后;曾祖考尊谥曰恒皇帝,庙号懿祖,妣曰恒皇后;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妣曰裕皇后;考尊谥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陈氏曰淳皇后”。定宗庙之制、行时享与荐新礼、建奉先殿。“洪武三年(1370)冬,以太庙时享未足以展孝思,始于乾清宫别建奉先殿,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时节献新,生忌献祭。用家馔,行家人礼”。。明太祖在《资世通训·君道章》中,将圣君的行为标准归纳为十八项,其中一条便是“孝”,通过以上举措,他将自己塑造成了孝子,成为天下人的典范,正如宋人张栻所言:“使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其本在人君亲其亲,长其长,以倡率之而已。”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对祠屋的数量(三间)、位置(所居之东)、所祀对象(高曾祖考并祔位)、不同品级官员应供奉之物(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以下,豕一,不能具牲者,设馔以享),以及祭祀礼仪都作了详细规定。

晚辈与长辈相见,则有如下的礼仪规定:“(百官)见父母行四拜礼”。“后见父母,行家人礼”。“民间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久别行四拜礼,寻常近别行揖礼”。

破古礼指的是明太祖打破古丧礼,提高妇女服叙等级。引起这一改革的导火索是“孙贵妃服制”事件: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九月,孙贵妃薨,明太祖令礼官定服制。礼部尚书牛谅依《仪礼》,奏称庶母无服。太祖认为此说法不近人情,令宋濂等考定丧礼。最终规定:“子为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

通过这一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太祖的两项改革措施:第一,将为母行齐衰三年升格为斩衰三年,废除了一级服叙;第二,将“庶母无服”的古礼变为“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