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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经》在先秦的存

2008年6月23日，《光明日报》的“汉学专栏”发表了一篇关于“音乐书籍的丢失”的文章。杨毅先生从制度生态的角度出发，指出了《音乐经》的内容和丢失的原因。笔者拜读以后,深受启发,同时也有些新的想法,希望能作一商榷。

项文认为“乐经是经典乐舞”(即六代乐舞)。秦始皇以后,“从制度上祛除周公定制”,六代乐舞“不跨代相承”,赖以存在的制度生态被破坏,“从这种意义上讲,《乐经》失传”。疑问在于《乐经》是否成书,性质不太明确。项先生说“乐经是经典乐舞”、“《乐经》失传”,到底加不加书名号,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关系重大。如果乐经未有成书,只是经典乐舞,乐舞废当然乐经亡,两者呈充要关系;如果《乐经》是一部经典文献,经典乐舞的破坏,就不是《乐经》失传的充要条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若想直接回答,需要考古发现。但在现有条件下,我们也可以探知一二,看看《乐》内容属于什么性质?

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先从《乐记》说起。《汉书·艺文志》分别著录“《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说明两书相异。《汉书·艺文志》载:

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1712

这段话要读仔细,“其道浸以益微”指的是《王禹记》。西汉《乐记》有两类版本,一是《王禹记》,来源于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这是刘德本《乐记》,而非古本《乐记》,“其道浸以益微”,原书早佚。一是刘向所得古本《乐记》二十三篇。又孔颖达说:

《乐记》十一篇入《礼记》也,在刘向前矣。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入《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总存焉。1073

按此文意,《礼记·乐记》先于刘向已有成书,乃古本《乐记》之传本,自然“与禹不同”。又《史记·乐书》作者阙疑,未有定论,其所录《乐记》,与《礼记·乐记》并不尽同。两者前十一章内容大体相当,皆为古本《乐记》传本。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说:

吾独爱其所录《乐记》,可正小戴《记》之误,且使已亡之古书,藉以多存二篇,是则深为可宝。不必以其非太史公之笔,遂耳食而议之也。45

若详观之,《史记·乐书》多出的文字内容,恰好与古本《乐记》的“《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1073相合。《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篇次不同,征引有异,当为古本《乐记》的不同传本,并非援引关系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到西汉司马迁以后,补书之人仍得见古本《乐记》之一种传本,而《礼记·乐记》所据乃另一传本。这两种汉代传本的祖本,是先秦古本《乐记》。而且《乐记》所在《礼记》,本身就有古本、今本之分,“《书传》、《礼记》自孔氏”,1936可见先秦已有《礼记》传本,并非始成书于汉儒。又陆德明说:“《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101记书乃解经之属,孔子门徒各记师说,撰集而成编。质言之,就是孔门弟子的课堂笔记,再加上个人感想,你一篇我一篇,去其重复,取其精义,汇编而成。先秦典籍之形成,多有此种情况,《论语》之成书,即可作为类证。湖北郭店出土战国中期楚墓竹简,保存有完好的单篇《缁衣》,也同样收入《礼记》,而且郭店简《性自命出》篇,在用语与思想上,与《乐记》关系密切。这些都说明《乐记》主体内容形成于先秦,与《乐经》存世时代相合。今本《礼记·乐记》有天人感应的思想元素,出自汉儒“再造”古籍,但古本《乐记》的主体内容仍然保存其中。

“记”,有疏记的意思,作为书名,是解释经书的一种体裁。“经传”通常连言。“传”是用来解“经”的,如《易传》等,人所熟知。“记”也就是“传”,后来统称为“记传”。如“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1929“记传”倒文为“传记”,若将人比作“经”,解说其生平事迹,则犹如解经,这是后世传记体裁的源头。“记”既然用来解“经”,那么《乐记》就可能用来解读《乐经》,这是从逻辑上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乐记》是否具有记书的体例,即解经的特点,如果有,那么《乐记》所解读的对象,就应当是《乐经》。从《乐记》的解读之中,我们也可以探知《乐经》内容的性质、到底是否成书,在《乐经》失传的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涵泳《乐记》本文,多类记书体例:

1、“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若是整篇呵成,不当如此反复其辞,此乃解读笔记之汇集,故呈斯状。

2、“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礼乐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