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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向宗教求助鬼神观《金瓶梅》求助鬼神观刍议

在中国古代，佛教（通俗和世俗）和道教（通俗和世俗）很难与大众信仰区分开来。许多佛教徒和道教徒也相信术数。还有很多人自称什么宗教都不信,却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相信术数。由此推断,具有民间信仰和相信术数的人数,比正式皈依佛教、道教的人数还要多,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实表明,民间信仰和术数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地位虽然远远低于宗教,不过其对民众影响的广泛性却令经典(教团)佛教和经典(教团)道教自愧不如。故而,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往往将民间信仰、术数,与宗教一起描写,一起求助。这样的作品数量很大。信手拈来,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不胜枚举。用余国藩先生的话说,叫作“富有宗教主义的作品,俯身可拾”①1。这类世俗作品的数量虽未精确统计过,但林林总总,若汇辑起来,必将是洋洋大观。

民间信仰和术数的信仰核心和“理论”基础也是鬼神观,与宗教相通。许多术数虽然没有将超自然、超社会的力量偶像化,但其宣扬的神秘性也是一种“神”,所谓玄妙莫测谓之神,故也可以将之通俗地概括为鬼神观。中国古代文学象对待宗教那样,也向民间信仰和术数求助鬼神观,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向宗教求助鬼神观的问题时,应当将民间信仰和术数结合起来一并探讨。这里仅以分析《金瓶梅》为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结语:融入神神观

世俗文学作品《金瓶梅》在引入宗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鬼神观时,采取了直接阐述和融入两种方式。

《金瓶梅》不少地方象一位宗教教职人员向信徒传教一样,喋喋不休地宣扬讲解鬼神观,甚至直接引用佛道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有关典籍。这种直接阐述的方式一般用于夹议、卷首及回头、回末诗词中②2,而频繁地出现夹议、卷首及回头、回末诗词,正是词话和章回小说的特点。鬼神观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人的政治态度、人生态度和道德观念。换句话说,鬼神观只有同人生哲学和政治观点结合在一起,才对人的上述方面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也是这样,鬼神观只有同故事情节结合起来,才能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发生较大的作用。否则,它就几乎仅限于直接阐述的作用,仅限于配合故事情节作一些评论、解释、提示、总结和调节节奏的作用,真正对加强作品主题思想和增强艺术表现能力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点儿作用可以放到融入方式中一并考察。

《金瓶梅》将宗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鬼神观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之中,最突出的是融入了民间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经典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中的业力即神灵,为内在神。业报轮回的主体相当于灵魂,即鬼。尽管佛教界内不少学者反复强调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我们仍可以称经典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为鬼神观。至于民间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满是鬼神形象,称之为鬼神观当更无异议。围绕着因果报应说,《金瓶梅》还虚构了普静禅师屡显异行,潘天师祭星坛引来地府勾批,吴神仙等相面、占卜、测字、查黑书均应验不爽,李桂姐等踏发禁厌奏效、木偶回背灵应以及人死投胎、亡人托梦、鬼魂显灵等情节。通过这些情节,融入了佛道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神迹观、神灵观。总之,融入了鬼神观。

十八世纪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G·E·莱辛曾将欧洲文坛在文艺作品中引入鬼魂的手法称为“运用迷信”③3。他为什么使用“运用”一词呢?因为欧洲文学不仅求助鬼魂,同时也根据作品的需要对之进行改造。《金瓶梅》求助因果报应说和其它鬼神观时,也要根据主题思想和创作手法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加工、改造,使其有些“走样”。鲁迅先生早已指出,《金瓶梅》引入的佛法不纯④4。鲁迅主要是说《金瓶梅》引入了民间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与经典佛教相比增加了不少民间信仰的内容,同时也是指出《金瓶梅》作者加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看不到后一种“走样”或“不纯”,就会将融入鬼神观看成直接阐述鬼神观,把世俗作品等同于宗教作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应当看到,融入鬼神观是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服务的,融入从实质上讲主要是一种写作方法,一种文学手段。是以宗教之石,攻作品之玉。而不是相反,不是用文学去宣传宗教。故而,莱辛使用“运用”一词是非常准确的。本文仿效之,将中国古代文学融入鬼神观的作法称为“运用鬼神观”或简称“鬼神手法”。

《金瓶梅》的鬼神手法遭到过批评,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书中的因果报应说。严厉者斥之为“符合反动统治的宗教鸦片”、“思想毒素”、“思想糟粕”、“最黑暗的内容”等等,温和者指摘其为全书的“缺点”、“无稽之谈”。笔者在撰写《论〈金瓶梅词话〉中的佛道教描写》一文时,也只看到因果报应说在书中的消极作用。

所谓业报、轮回和善因乐果、恶因苦果、善趣、恶趣等内容,是佛教对人的命运的一种解释。它强调人的思想和言行决定自己的命运,鼓励人们行善,恐吓人们不要作恶。这些内容即是鬼神观,也是人生哲学。但主要是鬼神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