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共识：全面二孩时代社会政策调适的民意基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pdfVIP

分化与共识：全面二孩时代社会政策

调适的民意基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范昕岳经纶❋

摘要随着二孩时代的到来，完善二孩配套政策成为关系到我国人

口政策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问题，制定配套的教育、医疗和照顾政

策被提上了国家政策议程。了解公众对二孩配套政策的支持程度，有助于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保证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本研究使

用２０１７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考察公众对二孩配套政策的态度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二孩配套政策的整体支持度处于中等水平，

受到公民的个人自利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对具体政策领域支持度的研

究则发现，教育政策得到更为普遍的支持，而对医疗和照顾政策的支持则

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最后，本文讨论了研究结果对二孩时代社会政策

调适的启示。

关键词全面二孩政策；配套政策；公众支持度；性别分化

一引言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标志着我国人口与

生育政策由严格控制转向放松。该政策实施后，２０１６年出生人口达到１７８６

❋范昕，女，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

教师教育；岳经纶，男，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

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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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比上一年增加１３１万人，但２０１７年的出生人口回落到１７２３万人，

比上年减少了６３万人，且一孩占比下降较多。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

实际人口增长远远低于预期，家庭生育意愿较低。一些调查研究发现，经

济压力、照顾压力和女性自身事业发展的压力是造成家庭“不敢生、不愿

生”的主要原因（彭希哲，２０１６；靳永爱，２０１６）。因此，尽快制定和完

善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成为政府和公众广泛关注的政策议题。

西方福利国家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不

仅应该考量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需要明确民众对政府责任的主观

倾向（万国威，２０１５）。在不了解民众主观态度的前提下开展政策制定不

但在效果上未必能做到有的放矢，也可能损害社会资源的可及性。所以，

准确判断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民意基础具有非常关键的实践意义。然而，

我国对公众福利态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特定人群

（如老人、儿童、残疾人、农民）的福利态度，较少关注跨群体的福利态

度；大多关注与传统社会风险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如低保、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等）的福利态度，较少关注与新型社会风险相关的新兴社会政策

（如儿童照顾政策）的民意基础。为了更好地把握全面二孩配套措施的民

意基础，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对配套政策的整体公众支持

度和不同领域政策的公众支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索了整体和不同领

域公众支持度形成机制的异同，期望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的

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福利态度文献

公众的福利态度是其福利需要的表达，也是社会政策合法性的根本依

据（Ｓｖａｌｌｆｏｒｓ，２０１２）。因此，西方福利国家十分重视对公众福利态度的研

究。在文献中，福利态度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对福利国家的态度（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和对具体社会政策或项目的态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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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ａｍ）。前者大多指公民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总体看法，后者则多指公民

对具体领域的政策的看法。本文关注全面二孩配套政策的民意基础，其本

质是公众对具体社会政策的态度，即对相关政策措施以给予支持或不支持

的方式做出回应的一种倾向。因此，对国内外福利态度文献的梳理和分析

能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国外的福利态度实证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国的福利态度调查

则兴起于２０１０年前后。①通过国别比较与国内比较的实证研究，国内外文

献逐渐形成了三个解释路径。

１个体自利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