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析疑楚都南阳城考.docxVIP

归析疑楚都南阳城考

四、对该遗址的调查、研究

楚国的管辖范围和巴基斯坦的历史遗迹信息尚未阅读。那么,在东起宜昌,西到重庆的区域里,究竟有没有商周时期城址遗迹呢?这是我们在研究三峡地区古代城市历史发展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晋以来,历代史学家在著书时都对三峡地区古城遗迹有过记载,最著名且最有影响的城址当属西陵峡地区的秭归鲢鱼山楚国早期的“丹阳城”了。如晋郭璞《山海经注》、《海内南经》中记云:“夏后启之臣曰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文后注称:“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篇》中载曰:“故《宜都记》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固。’……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险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这是说楚西周时期都城“丹阳城”在秭归县境,具体地点指明是在“秭归县东七里”。此说影响很大,后来唐代《括地志》、《舆地志》、《元和郡县志》、李贤等注《后汉书·南蛮列传》、杜佑《通典》等,一直到清代杨守敬的《水经注疏》中都持“丹阳城”在秭归说。

为探索秭归鲢鱼山是否是西周时期楚国丹阳城,自7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都纷纷来到秭归对鲢鱼山进行过实地调查,特别是湖北省的文物工作者已对鲢鱼山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勘探和发掘(笔者也数次前往鲢鱼山遗址进行过调查)。

鲢鱼山遗址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分布范围约4000余平方米,遗址地层厚度约1.5米。遗址范围内不见有任何城址遗迹线索,为一般性居住址,文化层也较薄,出土遗物不是太多,能辨别出的器形主要有敛口罐、侈口罐、灯形器、小平底缶本、壶、豆、尖底杯(即羊角杯)等。这些器类应是典型的商至西周时期巴人遗物,在峡江地区,象鲢鱼山这样早期巴人遗址多有分布。在遗址中不见有西周时期(包括东周时期)的楚人遗物,这一居住址所处时代早于诸多史籍中记载的“楚都丹阳城”的历史。

鲢鱼山遗址所处地的地形为一较陡的山坡,前是长江,后是高山,土地相当贫瘠,不利于人类居住。因此,从该遗址分布面积小、且文化堆积较薄,遗物也不丰富等种种迹象综合分析,专家们一致认为:鲢鱼山遗址谈不上是楚都“丹阳城”。

又在秭归归州城对岸(长江南岸)有“楚王城”说,这也是史学界千余年来一直流传的说法。如《水经注·江水》记载:“江水又东迳城北,其城凭岭作固,二百一十步,夹溪临谷,据山枕江,北对丹阳城“(丹阳城即鲢鱼山遗址),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其它史籍。书中记载的是长江南岸秭归郭家坝镇楚台山下的“楚王城”。

据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资料,所谓江南“楚王城”确实是一座古城,古城城垣至今尚存。城垣南北长930米,东西宽210米,总面积约0.2平方公里。城垣残高2.7米(最高处),残宽2米(最宽处)。城垣外侧系用石块垒砌而成,内侧用泥土填实并经夯打。经对城垣解剖获知,城垣共有三个层位,第四层为没有动过的黄色沙土,第三层中出土遗物较少,仅是一些红色碎陶渣,看不出其时代特征。在第二层中,出土的遗物主要是南北朝时期的褐色釉陶片、灰色绳纹瓦片等。在城址内采集到的一些遗物标本中,仅有一件石斧约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余均为南北朝及以后的绳纹板瓦、筒瓦、釉陶片、瓷片等。未见西周至南北朝时期的遗物。

由上述资料可见,典籍中记载所云“楚王城”始建年代最早也只能是南北朝时期。这样,我们可将该“楚王城”始建年代定在南北朝时期。后明代又在南北朝至宋代这一早期夯土建筑上用石块进行了维修。而史家认为“楚王城”为周代城市说之观点当不能成立。

又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地西有黔中,巫郡。”这是说战国时期楚国在三峡地区设有“巫郡”。《盐铁论》说战国时期“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扌干关认拒秦。”书中明指,为军事需要,战国时期楚国在巫山建筑过“方城”。但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南京故宫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成都市文物工作队等文博科研单位已对巫山地区进行过无数次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不见有城垣遗址的蛛丝马迹。因此,楚国在三峡地区设“方城”,其方城是什么样的形式?不得而知。

在瞿塘峡以西地区重庆市万州区(原万县市)考古发掘出一座古城,名“椅城”。该城址是1994年厦门大学考古队调查发现的,椅城位于长江二级台地上,高出长江江面100米以上。因椅城地形如一圈椅形状,古当地居民世代称之谓“圈椅山”,实际上就是一座古城。

椅城主要是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圆角方形,犹如一城堡,四周均有用土夯筑的城墙,现城墙多数已被破坏掉,靠近长江河岸一面的城墙因受长年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