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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

搞考古研究，应该树立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考古学文化的本质是运动的。考古调查、发掘所发现的所有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你看着它是死的、静止的，其实它都是人们当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当时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物证，是当时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记录。

作为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域内具有共同特徵的遗迹、遗物的总合所构成的考古学文化，不是蓦地浮现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有自己的先行文化，也有自己的后续文化；在它存在的时间内，周围也往往会有其它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在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过程中，同其它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互动关系是司空见惯的，并无什么神奇之处。

普通来说，考古学文化是和特定的人们共同体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反映的就是人们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展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探讨当时人们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里所说的人们共同体，相当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述的有着一定血缘关系，具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共同的信仰、风俗的古族。因此，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也可以说是通过考古遗存去开展古代族与族关系即族际关系的研究。

考古研究中，注意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其作为重要课题研究并取得较好成果则是较后的事情。

196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在共十个小节中，以第九节一节的篇幅专门探讨了仰韶文化与周邻其他原始文化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仰韶文化向西边的传播从早到晚向来处于主导地位；

对东边和南边，前期看不出哪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多一些，文化面貌差异比较大；而在它的后期，则显然是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南边的屈家岭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更大一些。而考古学文化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进退消长则是原始社会晚期中原与周边诸族族际关系的反映。

进入八、九十年代，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已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苏秉琦先生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晋文化考古、环渤海考古等区域和专题考古会议上的讲话，邹衡、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任式楠等先生在自己的论著中均有涉及，陈星灿《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高蒙河的《试论‘旋涡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更是具有理论色采的探讨。而就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的个案研究来说，严文明先生的《碰撞与征服》一文，堪称研究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互动关系的杰作。该问题的提出，缘于江苏新沂花厅墓地的发掘。该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23座墓葬，均属于大汶口文化；北区62座墓葬，有的时代和南区相当，有的则略晚，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前段和良渚文化早期，文化内涵除有少量大汶口文化因素，占较大比例的则是良渚文化的因素，应属良渚文化。南区墓葬虽有规模大小之别，但悬殊不大；北区墓葬分别明显，其中10座大型墓葬中，8座带有殉人，故意思的是，两处文化性质彻底不同的墓地，相距仅600米。严文明先生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逐一进行分析，在排除了同一部族内部阶级对抗、不同文化居民之间因贸易或者相互馈赠而浮现的交流影响等可能之后，以丰富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此乃两个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结果，良渚文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北上远征，打败原住花厅村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并实行占领，作战中自己一方阵亡的战士不可能运回老家，惟独就地安葬。他们不用大汶口文化居民原有的墓地(南区)，而在其北约600米的北区另设墓地。为了缅怀这些在异乡战死的英雄，特地给他们随葬了最能反映本族特色的玉器和陶器等物品，

同时也随葬一些原属大汶口文化的战利品，甚至把敌方未能逃走的妇女儿童同猪狗一起埋葬！

在我自己发表的论文中，例如载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一书的《论造律台类型》、《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试论吴城文化》、《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等多多少少也都涉及到了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而《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文化滞后”理论》一文则是专门讨论文化互动关系中的文化传播问题。

根据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的实践，我们可以得出哪些具有一定理论色采的认识呢？我认为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一.考古学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此间的互动，可能会有快慢、强弱之别，主动、被动之别，而不存在一方动一方不动或者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涉的情况。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常常与特定的人们共同体或者曰族团相对应。一个特定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