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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说《灵与肉》的接受与传播

《灵与肉》在张贤亮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作品获得了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牧马人》上映时曾引起轰动，创造了1.3亿人次的观影记录，成为一部反映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患难真情的时代经典，由此确立了张贤亮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位置。《灵与肉》发表后在读者中曾引起过极大争论，1981年，以《朔方》为主要平台，形成了一场关于小说《灵与肉》的文艺论争，但这场论争不仅没有削弱小说的经典地位，反而大幅地提升了张贤亮的文坛知名度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使张贤亮成为引领宁夏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家。

“伤痕文学”曾是风靡新时期之初的创作思潮，但随着它日益显示出模式化的创作倾向，读者对于“伤痕文学”里浮夸和泛滥的情感宣泄已经司空见惯，并产生了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张贤亮创作的小说《灵与肉》能够获奖，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部作品中真实的人道主义情感打动了读者。从文学创新的意义上讲，《灵与肉》超越并发展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理念，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对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的追寻。作品对人的存在价值进行哲理性的反思，具有鲜见的思想深度。今天，我们探讨小说《灵与肉》的接受和传播过程，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80年代初期文学的关注焦点和美学趣味。

一、《灵与肉》引发的争鸣

1980年，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发表于《朔方》第9期上。不久，作品即获得了该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引起了文坛的瞩目，读者和批评家纷纷撰文发表对于这部作品的看法和评论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小说创作，尤其是主人公许灵均艺术形象的争鸣。

嗅觉敏锐的《文艺报》率先刊发署名沐阳的文章《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读张贤亮的小说之后》，论者认为《灵与肉》中的许灵均是当代文学艺术画廊里一个成功的爱国者的典型，“是一个默默地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力量，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和爱国者的形象”，[1]对许灵均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热爱人民的深情予以歌颂。1981年，著名批评家阎纲在《朔方》上发表了《〈灵与肉〉和张贤亮》一文，他肯定了《灵与肉》的思想主旨，高度评价张贤亮在小说中流露出来的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真情实感。阎纲认为，张贤亮的创作发展了“伤痕文学”，深化了现实主义。他说，“张贤亮的小说是和读者交心的”，“他也暴露，也控诉，也写‘伤痕’，但它不同于一般流行的‘伤痕文学’。他的思想更深沉，技法更圆熟，描摹更真切，境界更加忧愤深广。”“张贤亮的小说，没有一篇象《灵与肉》这样开阔”，“也没有一篇象《灵与肉》这样踏实”。“在创作的追求上，作者和他在生活中发现的追求者许灵均一样，正拾级而上、登上更高的境界。”[2]阎纲对张贤亮和《灵与肉》的评价，扩大了作家和作品的影响。在《朔方》同期开设的“读者评刊”栏目中，编辑部还刊登了一篇署名李怀埙的江苏读者来信，来信肯定了张贤亮对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认为《灵与肉》跳出了写“右派”题材的作品的悲剧化窠臼，读后让人觉得“别开生面、耳目一新”[3]。大多数批评家对《灵与肉》持肯定态度，认为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青年外流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出色地讴歌了“劳动者的爱国深情”，“写得很美，很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深情”。[4]丁玲在读过作品后，也称赞《灵与肉》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她说：“对于作者，我不认识。但通过这一篇，我以为我和他已经很熟了。看得出作者大约是一个胸襟开阔而又很能体味人情和人生苦乐的人吧。”[5]一些大专院校甚至将这篇小说作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观教育的形象教材。

但是，很快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981年，《朔方》第4期争鸣栏目“编者按”说：“张贤亮的《灵与肉》发表之后，在区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意见也不尽相同。本刊今年第一期发表了阎纲的文章《〈灵与肉〉与张贤亮》，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活跃文艺评论，探讨当前文艺创作的有关问题，现将汤本的《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介绍给读者。本刊欢迎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和读者踊跃参加这个讨论。”[6]汤本在文章中彻底否定了许灵均这一人物形象，认为“作者抽象地谈论劳动，不加分析地颂扬这种劳动”，“把一个青年右派分子在农场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诗意化，对原始状态的劳动不是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乃至提出破旧立新的愿望，而是一味地歌颂，这是对生活的严重的歪曲。”论者认为，“作者肯定这一对于许灵均来说是不合理的人为的安排下的劳动，实质上也是间接地肯定了血统论对许灵均的摧残，肯定了宿命的力量。”他还批评许灵均与秀芝的奇特结合方式，“是一次在非人性的状况下的野蛮行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下必然出现的婚配现象，结婚的双方事先没有任何了解，全凭一面而定。产生这种剥夺尽人类美好品质、把人不当人，单纯解决动物性欲要求的行为的社会根源本应得到批判。作者却未能深掘不合理现象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