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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

哲学

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

杨学功

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

近年来，关于“ontology”及其词根“on”的译名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辩的一个热点。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月，陈康先生就对用汉语“本体论”一词来翻译西方哲学中的特地术语“ontology”是否精确的问题，提出过异议。近年来的争辩既是陈康先生所提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连续，又是对它的深化。由于经过几十年特殊是最近20多年来的讨论，学术界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上无疑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肯定意义上说，翻译的精确性问题主要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只有在讨论到达相当的深度和水平常，这个问题才会以锋利的形式被提出来。我们不妨比拟一下：陈康先生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学界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回应，由于当时一般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并没有到达陈康先生的程度和水平；而这一次，问题一经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学界得到广泛的回应，而且不仅仅局限于讨论西方哲学的学者中间，还辐射到讨论规律学、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甚至在讨论科学技术哲学和美学的学者中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仔细地把这个问题争论清晰，无疑是我们在哲学根底理论讨论上真正登堂入室的一个关键，意义重大。

我已经在别处对相关争辩作了较为具体的学理分析，并说明了自己所持的根本观点和立场，不拟也不必过多重复。这里预备换一个视角，争论一下翻译原则的问题。由于从相关争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更加根底性的问题，各种不同译名的主见者之间的争辩，都潜在地或深层地受制于论者所持的翻译原则。

一译名争论的一般状况和主要分歧

至今仍在汉语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本体论”这个术语，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原来固有的概念，而是从西语“ontology”转译过来的。这一“转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再制造”的过程。即是说，它是依据人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结合汉语的相关文化背景，运用汉语的构词法而“新造”出来的一个术语。这个术语究竟好不好？能否反映出西方思想的本义？是否便于在汉语中表达对相关问题的思索？是一个早就存在争议的问题。要辨明争辩中的一系列简单问题，有必要从“ontology”的词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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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的ontology，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既然从词源来说，ontology是指关于“on”的“logos”，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精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根底性的工作。

从中国学术界的状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规律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别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争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很多。依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人们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体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1）争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见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例如，在汪子嵩先生等著的《希腊哲学史》这部多卷本断代哲学史巨著已经出版的两卷中，就是这样处理的。（固然，他们的观点后来有变化。）书中说：“这个存在（estin）是动词eimi（相当于英文be）的现在陈述式第三人称单数（相当于英文is），可以译为是、有和存在，我们为了读者简单理解都译为存在”。

（2）主见区分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例如，赵敦华先生在《“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一文中提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这不意味着翻译可以各行其是；相反，这向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依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理论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译法的合理性取决于理解的正确性，不能照搬词汇的字典意义，being的译法尤其如此。”他以形而上学史为依据，说明“有”、“在”、“是”各在哪些理论或场合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认为中译概念“是”（或“是者”）、“在”（或“存在”）、“有”（或“存有”）各有依据，不能强求一律；但需要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