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向度与限度公开课教案教学设计课件资料.docVIP

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向度与限度

——TheDimensionsandLimitsofDigitalTurninComparativeEducationResearch

作者：

孔令帅/王超

作者简介：

孔令帅，男，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超，男，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原发信息：

《比较教育研究》(京)2023年第20232期第3-11，36页

内容提要：

数字化转向为数字时代的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它不是比较教育未来发展的全部。基于表现的教育问责制度在全球范围盛行、比较教育研究对科学化的追求以及数字技术的革新进步，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数字化转向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主要向度体现在：研究主体从比较教育知识的作者转向合作者；研究客体从“文献”转向“数据”；研究目的从追求教育知识的“因果必然性”转向注重“相关性”；研究方法从分析到综合。然而，比较教育研究的数字化转向同样存在限度：在本体论层面，易陷入唯数据主义；在价值论层面，易缺乏人文主义精神；在关系论层面，易推动国际教育形成数据殖民主义。

TheDimensionsandLimitsofDigitalTurninComparativeEducationResearch

关键词：

比较教育/数字化转向/教育数据/数据主义/comparativeeducation/digitalturn/educationaldata/dataism

期刊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3年08期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价值判断与利益诉求，而且改变了人类知识的来源和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1]当前，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诸多领域都围绕数字技术进行了重组升级。[2]数字技术已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比较教育研究不可忽视的因素与力量。在面对一个日益数字化的教育世界时，数字化转向为比较教育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向度，但它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全部。本文在分析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基本内涵、主要动因及其发展向度的基础上，反思和阐释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存在的限度。

一、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基本内涵

“转向”一般被理解为转动身体和改变方向，进一步引申为人们的立场、观点、态度、信仰等发生了转变。[3]身体的转动和方向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我们朝向了新的事物，而且还暗含着视角的转换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转向”一词既表明研究内容的转变，也指代研究方法、策略乃至研究范式的更迭。数字化转向将“数字”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策略，使分析和讨论数字化升级(digitalization)的社会意义成为可能，从而为理解和建构现实提供了一种数字维度。[4]

数字化转向为人文社会学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向度。如德国文化学者多丽丝·巴赫曼—梅迪科(DorisBachmann-Medick)在《文化转向：文化研究中的新方向》(CulturalTurns：NewOrientationsintheStudyofCulture)一书中提出：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文化概念的翻译需要考虑到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数字化转向特别适合用来说明在文化理论形成的这个特定阶段，整个转向集群正在形成。[5]值得注意的是，她使用复数形式的“转向”(turns)概念，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文化研究的未来方向并非一条单行道，数字化转向只是其中之一。

对比较教育研究而言，数字化转向不仅要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各个层面和要素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将“数字”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分析策略，关注数字技术或工具对比较教育知识生产、传播及学科发展的影响。借助数字技术、透过数据视角、运用数字思维去分析、理解和反思数字时代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在此基础上提高比较教育的知识生产能力和科学化水平。

但是，我们也要对数字技术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限度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陷入“教育技术神话”为我们编织的“虚幻的愿景”。[6]数字化转向只是为比较教育提供了一种解释的维度，并不宣称经由这种路径获得的结果具有唯一合法性。所以，我们应“怀着谦逊的态度看待和使用数字转向提供的机会，它所打开的前景并不能证明我们已经能够控制世界及其不规则性”[7]。

二、比较教育研究数字化转向的主要动因

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发展和学科自身演进而出现转变，从而预示科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8]。数字时代的比较教育恰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