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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学年浙江省温州市环大罗山联盟高二上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解析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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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环大罗山联盟2023-2024学年高二上学期

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就文言小说而言,其文体特征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而作为史传文学代表作的《史记》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誉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强调其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作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抒情传统,如《搜神记》卷十六“紫玉与韩重”写吴王夫差小女紫玉与韩重的爱情悲剧,其中紫玉所吟歌诗情调凄婉,使故事极具艺术感染力。又如《续齐谐记》中“赵文韶”“王敬伯”写人神(鬼)之恋,其中男女弹琴歌吟,凄清婉丽,也赋予小说以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某种意义上说,抒情性是促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的重要因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恰如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言,它“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而“诗笔”即指唐传奇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洪迈《唐人说荟·凡例》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他将唐传奇与唐诗相提并论,也是强调其鲜明的抒情特质。明桃源居士更是将唐人小说的抒情性溯源至楚骚抒情传统,称《楚辞》之后,唐人以其“奇宕不常之气,钟而为诗律,为小说”,言外之意,唐人小说与诗歌一样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心志。毕竟,唐传奇作家大多为诗人,他们往往以诗性思维叙事写人,如《枕中记》《任氏传》作者沈既济在《任氏传》中即宣称其小说创作是为“传要妙之情”。再如,沈亚之的《湘中怨解》《秦梦记》《感异记》皆为典型的“楚调小说”,它们情节淡薄,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通过穿插《湘中怨》《光风词》之类极富感伤色彩的楚歌来酝酿凄美迷离的情调,着意渲染一种隽永绵长、哀感顽艳的情绪。清人所编《唐代丛书》《唐人说荟》在收录《湘中怨解》的同时并附上《湘君》《湘夫人》,也意在强调这篇小说浓郁的抒情特征。

唐传奇之后,作为中国古体小说第二座高峰的《聊斋志异》也富于抒情色彩。按照蒲松龄《聊斋自志》的说法,其小说是“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孤愤之书”,这在大多数小说篇尾的“异史氏曰”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蒲松龄《寄孙树百》以“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来表达自己的写作心境,显然,抒发胸中磊块是其写怪志异的重要心理动机。纪昀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中称纪昀将《聊斋志异》视为“才子之笔”,而把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定性为“著书者之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们都认为《聊斋志异》与唐传奇小说的抒情传统一脉相承。

(摘编自陈才训《论中国古代小说的抒情色彩》)

材料二:

在广义的中国诗学中,情与事是密切相关的。《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是缘事而发,汉乐府诗同样被认为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南朝钟嵘罗列了“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等典型事件,认为“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而唐代白居易“直歌其事”的写作策略和宋人提出的“述事以寄情”说则进一步肯定了通过叙事来表达情感的可能性。虽然小说家的创作缘起是多源化的,但小说的叙事特征决定了“缘事而发”是其生成的重要缘由之一。清代烟水散人在《珍珠舶序》中说“小说家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点缀成帙”,不仅指出了小说缘事而作的特点,还表明其“事”在性质上的感人特质。

古代小说的“缘事而发”,既可缘于历史、社会之事,也可缘于人生、生活之事。前者如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多记述社会上的异事异闻,又如明清章回小说,多有感于世风变迁或历史兴亡。后者如晚明以后的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多缘起于作者感于自己的人生遭际。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自述自身的梦幻人生经历是《石头记》(《红楼梦》)的创作缘起,《绘芳录》的作者曾写到,“欲作小说以自述生平抑郁之志”,“实事实情,毫无假借”(西泠野樵《绘芳录序》),这种“自述”既缘于实情也缘于实事。强调古代小说的“缘事而作”并非要否认小说的其他创作缘由,而是意在说明作家在创作阶段,就已经具备了鲜明的情感态度,感于事,动于情,乃作小说。

小说的文体特性决定小说的抒情方式不能像诗词那样以“意象”为中心,而是“以事寄情”。小说的情感需要假借具体的小说事件抒发出来,不同的事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例如,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叙写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俗套故事,表现的是欢喜团圆的愿望,而《金瓶梅》《红楼梦》等人情小说叙写的则是人生与生命的盛衰之道,表现的则是乐极而悲之情。“事”不仅可以唤起作者的情感,成为文学创作的条件,也可以“由事到情”,成为表达情感的手段。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以寄情”同样符合叙事学的原理。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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