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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荒谬具体事例

如果荒谬是思考的结果，等于是以荒谬作为目的，变成荒谬主义；然而加缪并非如此，他是以荒谬作为方法。二者的差别很大。以荒谬作为方法是指：即使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是荒谬的，但仍接受这种情况，并且以它作为出发点，把我们原先建立的一切虚幻知识与价值观全部打破，再重新开始建立人生观。

加缪要重新建立的有三点：反抗、自由、热情。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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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反抗

如果人生是荒谬的，那么，人可以或应该“自杀”吗?加缪明确表示反对的立场，他甚至连“思想上的自杀”，亦即轻易信仰某种宗教，或接受某种哲学，都无法苟同。

他认为，当我们说：“这是荒谬的。”正代表了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荒谬，因为若不知道什么是不荒谬，根本无法判断什么是荒谬。这就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表达肯定。在荒谬中可以看到人们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理想，这就是由荒谬所引申出来的反抗。换句话说，因为在荒谬中看到了自己的不满，也就引导出了我们所真正欣赏的是何种情况。

加缪认为“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所谓的“我”是指个人，而“我们”则是指群体。这句话说明了，我反抗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性共同的尊严。换句话说，我今天如果起来抗议这个社会不公平，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许多被社会的不公平所压迫的弱势团体。这是加缪由荒谬引申出的第一个积极的成果。

加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巴黎的地下抗德运动，这正是以反抗来肯定人权与人性尊严的具体作为。他在1951年出版《反抗者》一书，书中强调：“一旦承认了绝对否定之不可能，因为只要生存就是承认此点，那么第一个不容否定的东西，就是他人的生命。”不仅如此，“在荒谬经验中，痛苦是个体性的，一有反抗活动，人意识到痛苦是集体性的，是大家的共同遭遇。”

-02-

我的自由

如果一切都是荒谬，代表个人有真正的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取消所有先决条件，不给予任何暗示。加缪这种对自由的看法其实已经带有后现代的色彩：因为荒谬使得所有过去社会上的价值全部取消，一切从零开始，而“从零开始”就是后现代社会第一个特征。举例来说，许多父母告诉小孩要用功念书，但如果以从零开始的观点来看，首先必须探讨为什么要用功念书?为什么不能不用功?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如果我们只是强迫别人接受一些既定的价值，就变成是一种威权、压迫，这是后现代社会所反对的。

加缪所讲的荒谬就具有这样的作用。荒谬使得一切先决条件被取消了，不去预设任何既存的价值。如此一来，等于是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亦即“我的自由”出现了。当我得到完全的自由之后，就能够重新创造，因为创造要靠自由。

自由不能有任何预设条件，否则就是假的自由。一个人如果因为荒谬而发现自己无所拘束，不受任何制约，那么他在创作时就可以充分表达创意，没有任何预设的条件约束他，这就是因自由所引发出来的创作。创作基本上是让我们所有的想像力与理解力，透过某种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只有在荒谬的情况下，人的创作才是生命力的绝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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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热情

如果人生是荒谬的，那么量就可以取代质。所谓的“量”是指：发挥自己的生命力，用很多的次数来取代一次性。

如果人生真的有一个关键时刻，而我必须在这一次决定自己是生是死，那么我就要问：“这一次是谁提供的?”换言之，“这一次”是要有根据的，能够让人知道：如果决定生，就是真正的生；如果决定死，就是真正的放弃。但是，加缪认为在荒谬的情况下，“这一次”是不能成立的。换句话说，根本没有“这一次”的问题，只有“许多次”。

许多次是指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荒谬会让人注意到自己每一个感觉的细枝末节，任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无论再怎么细微，他都会认为那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惟一，因此很重要，不会因为它很细微就忽略它。一个人越是能够注意到生命的每一个细节，就能够活得越充实。

一般人则不是如此。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别人也共同注意到的事情，而忽略了只有个人才能注意到的细枝末节。如此一来，生命变成是向外投射或外在化了，因此，我们与他人虽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却忽略了自己生命中最特别的部分。

加缪的荒谬推展到最后出现了“我的热情”。热情代表因为次数的累积，而使生命产生一种无穷的量，而最后的目的则是要追求幸福。

加缪曾经说：“在发现人生是荒谬的之后，我只有一种冲动，就是想写一本幸福手册。”因为人生是荒谬的，所以要幸福只能靠自己，让自己尽量在量上增加对生命的品味能力以及对生命的把握。

在这里要留意一点：在说到“用量取代质”的时候，与道德是无关的，它强调的是人要活得非常踏实。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归结出一段话：“仅存的是命运，其惟一的结果是命定的。在那死亡独有的命定性之外，一切(欢乐或幸福)都是自由。世界仍然存在，人是惟一的主人。过去，局限他的是彼世的幻象。如今，他的思想的结局，不再是自我弃绝，反而重生绽放于意象之中。其实，他悠游于神话中，但神话的含义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