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袁充相关史事辨析.docVIP

“伪造”天象与《隋书·天文志》的执笔意图——袁充相关史事辨析

在魏晋隋唐时代君臣的思想世界中，天文一直就不是纯粹的“天”象，而是与“人”文有紧密的关联。在天人感应观念的指导下，天象异变，被认为是对君主的告诫，预示着人事的休戚，人君要修德以应之。如《汉书·艺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1]隋代专司天文占候的机构为太史曹，隶属秘书省，长官为太史令，炀帝改为太史监。[2]《唐六典》对太史令的职掌记载曰：“所见征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3]由于关涉天人之际的神异力量，太史监的星占结果需要按时向皇帝汇报，并且严禁泄密，外界难窥究竟。而在后代修史时，由于无法对天象记载的真实性做出推算，不免对相关史事做出主观性的判断。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隋代的太史令袁充(544—618)。《隋书》关于袁充的记载说他“假托天文”、“变动星占”、“厚诬天道”([2]，1612-1613页)，亦即将其视为“伪造”天象之人。当代学者黄一农也认为，“袁充伪造天象的次数似乎颇为可观，而伪造之迹亦颇明显”。[4]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炀帝(569—618)“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5]，且又曾“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业成者进内，以参占验云”([2]，505页)。那么，无论《隋书》本传的指斥还是黄一农的批判，均无法解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