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历史印迹 重塑古镇风貌.doc

留住历史印迹重塑古镇风貌

陈培荣

素有“鸡鸣闻吴越、一步跨江浙”之称的铜罗，地处江浙交界，吴越交汇，得益于古吴地之灵气，恩泽于运河水之孕育，物产丰富，名人辈出。“几家篱落傍溪居，只看青山尽自如。隔岸有桥多卖酒，小篮无处不提鱼”，这是宋代诗人宋伯仁对澜溪河畔水乡古镇铜罗的赞誉。

“小镇长街”是铜罗之特色，一条贯穿古镇南北的千米老街，北起迎春桥，南至普慈寺，以枫桥河拦腰相隔成南北街区，枫桥河两岸廊棚，贴水而建、鳞次栉比。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孕育了铜罗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尽管当今只是一个社区的建置，但丝毫没有淹没她存世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却以历史的传奇、传说的悠久、市井的繁华、民众的活跃绵延着一个又一个世纪。

一、古镇纵览

铜罗，又称严墓。据史料记载，元朝以前称名铜罗，元朝至正年间改名严墓。明弘治年间，澜溪巡检司署设于此，自成市井。嘉靖年间，严墓称市，货物贸易兴盛。民国18年严墓设区称镇。新中国成立后，严墓设区，辖22乡1镇（严墓镇），镇辖铜罗、青云、桃源、坮坵、南麻等地。1956年撤区建乡，撤严墓区建铜罗乡，铜罗之名延续至今，严墓却在岁月的变迁中只逗留在铜罗600年。

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沦陷。严墓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县党部迁移到严墓区，中共浙西特委、新四军军部政工组织、中共上海特别支部、中共浙江吴兴县委地下党组织以及国民党的朱希、汪鹤松部队等我党地下组织相继秘密进驻了严墓区，在腥风血雨般的岁月里，吴江人民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浴血奋战，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

铜罗还以传统酿酒而闻名，据吴江县志记载，明代吴江县酒坊、糖坊及酱制品等手工作坊中，以酿酒为大宗，酿酒作坊主要集中在铜罗。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铜罗年产酒3万担，主要销往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

1947年，昆山国税稽征局直接派员在铜罗征收酒类货物税，是年铜罗征收酒类税为法币6.2亿元，占全县同类税收的四分之一。今天的铜罗黄酒己成为苏派黄酒的主要生产基地，《铜罗黄酒酿造技艺》己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解放前，铜罗是苏南的货物贸易集散码头。旧时的严墓航船（人、货统运商船）有专门航线来往于嘉兴、湖州、乌镇、震泽、平望、盛泽等地。严墓航船最多时多达几十条，当时的严墓特产黄酒与蜂蜜大多是通过航船运往各地，故说严墓市场活跃、街井繁荣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二、称谓由来

铜罗，早称“澄源”。至今人们都对“澄源”、“铜罗”、“严墓”这一地多称的称谓感到混淆与好奇。

澄源之称，从铜罗历史传承及地方称名分析看，称澄源也有一定的依据。宋《吴地后集》记载，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吴江建县，辖五乡，铜罗之地属澄源乡辖。景德三年（1006年建四乡，铜罗之地仍属澄源乡辖。清雍正四年（1726年）分吴江县设震泽县，铜罗之地属震泽县澄源乡辖。从铜罗周边地域称谓看，铜罗镇东旁皮港上有一老石桥，称“澄源桥”，镇南严墓荡湾又称“澄源湾”，见民国三十二年绘制的［吴江县严墓区略图］，紧依严墓今严东一带称澄源乡，但具体的建置称谓始末还有待查考。

铜罗，究竟何时始称暂无准确的考证，有说是唐德宗初年，唐代名将郭子仪在他征战旅途的一次偶然路遇，因澄源之地野猪成灾百姓受害，郭子仪率兵搭起高台，高挂铜锣，当猪群岀现时以锣声为号，擒获野猪，驱除危害。人们为崇敬汾阳王郭子仪得益于民之举，先是捐银建起汾阳王大庙，又把澄源改称为铜锣。今汾阳王庙内的“郭子仪纪念馆”，完整地展示了唐代名将郭子仪驻留铜罗为民除害的历史记载。

元朝至正年间，张士诚竖旗反元，与朱元璋相抗衡，被俘后自缢，其一方姓副将隐居在铜罗以酿酒为生。酿酒需取土封坛，久而久之，挖土深处发现有一地下墓穴，阅看碑文，墓葬者为西汉辞赋家“严忌”，人们为纪念生于斯、死于斯的西汉大文豪，便将“铜罗”改称为“严墓”，古镇区至今仍保留着封荡（坛）浜之称。

三、才人代岀

严忌（约前188~前105），西汉辞赋家。本姓庄，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后世遂称严忌。严忌少时与司马相如等俱好辞赋，以文才和善辩闻名于世。著有辞赋24篇，今仅存《哀时命》。曾作《哀时令》赋，借哀叹屈原秉性忠贞、不遇明主之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刘濞称吴王时，招收四方游士，严忌与当时名士邹阳、枚乘等应召，为刘濞门客。后刘濞图谋反叛，他与枚乘等上书谏阻，刘濞不听，即离开吴，投梁孝王，颇得孝王厚遇。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反叛，兵败伏诛。严忌脱离较早，未罹灾祸，可见其才识过人。严忌死后葬于铜罗，从民国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