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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革命的梦寐(下)
????轮船航运业中出现了同样的情景,突出地表现在长江上游的川江航运中。几乎与京张铁路落成的同时,川江上出现了第一艘人自己经营的轮船——象征着四川对外开放的“蜀通”号。这是一艘吃水三尺的浅水轮船。它购自英国,组装完毕却是在上海的江南船坞。[1]它的载重虽然不超过百吨[2],却要在中国人的手中试一试三峡中的急流恶浪。它于1909年9月6日由宜昌开出,经过八天的航程,安全到达重庆,顺利地完成了穿过三峡的处女航。[3]首航川江的这条小轮船,是属于一家由四川士绅和商人组成的川江轮船公司的。这是一家在四川收回路矿权利的运动中诞生的华商公司。它打着官商合办的招牌,但在经营的过程中,却受到官府的阻碍。它虽然得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草创时期的赞成,但却遭到湖广总督陈夔龙在营运过程中的反对,以至后来竟一度闹到“蜀通”轮船不准进入湖北的境地。[4]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蜀通”号还是出了川江。不仅如此,通过“蜀通”的,此后数年,川江之上陆续出现了众多的小轮船公司。当然它们的寿命,大都是短暂的。但川江轮船公司却顶住困难,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岁月。1919年4月我国著名的家任鸿隽从海外回到故乡,坐的就是“蜀通”号轮船。他在船上还对这条陌生的小轮作过一番描写,抒发了自己对这条船的感情。在4月16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这船是航川江商船的始祖。他的造法甚为稀奇。全船分为两只,一只单装汽机,一只单装客货。两只合并起来用绳缚住成一个‘狼狈’形势。但是若在河中遇着大风,风水鼓荡,两只船一上一下,所生的剪力(Shearingforce)可了不得,就有一寸来粗的麻绳,也可以振断。“因为蜀通轮船是四川人办的,坐船的也大半是四川人,所以我一上蜀通船,就有身入川境的感想。”[5]这位科学家的见闻和感情都是真实的。“蜀通”号在订购之时,就附有一只拖船,它的载重,甚至超过了轮船本身。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为了减轻轮船的吃水,以适应峡江的航行。[6]这说明当年川江航行的原始状态,反映了航行条件的极端困难。就在任鸿隽乘坐的这趟船上,根据他的亲身体会:“那船的簸动,比在海船上遇风还要利害。”[7]尽管这样,它却引发了这位爱国科学家的怀乡情感。任鸿隽把“蜀通”号说成是航行川江商船的始祖,从一个角度看是事实,即它是中国自办商轮航行川江之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并非事实,因为在它第一次航行川江之前10年,英国的“利川”号轮船已经到过重庆[6]而德国的轮船“瑞生”号,则在其后二年准备继“利川”而进入川江之时,沉没在宜昌上游之崆岭[9]。“利川”号航行的成功,在英国人的眼中,是“以文明的方式进入川江之始”[10],可以提到“名垂史册”的高度[11]。而“瑞生”号的沉没,在德国人的眼中,则是“一个挺有希望的事业的可悲结局”[12],是“一场明白无误”然而又是“极其伟大”的悲剧[13]。事情是实际存在的,看法却颠倒着。任鸿隽的提法,有把颠倒过去的看法再颠倒过来之效。人们从这里所感受到的,是弘扬中国的情结,也就是弘扬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在航运业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侨对祖国远洋航运的开辟。1915年旅美华侨创立的中国邮船公司,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向袁世凯提出21条无理要求后,旅美华侨纷纷奋起,以抵制日货表示反对。为了打破日本对太平洋航运的垄断,在同年10月集资创立了一家航行太平洋的远洋航运公司,先后购置万吨级轮船三艘,并以金煌的名字“中国”命名第一艘轮船。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显著的业绩。虽然战后因剧烈的竞争和日本的破坏而被迫停业,但它的短暂存在,在中国航运史上,仍不失为可歌可泣的辉煌一页。[14]在讯息传递的电报业中,中国人所表现的进取精神也异常突出。早在中国电报局正式成立之前的1872年,据说一个在法国电报技术多年的华侨,就从那里带回自制的汉字电报机器,准备在上海开办。[15]这个计划虽然没有下文,但是在后来的中国电报局中,中国的留在电报技术的更新和标准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留美周万鹏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位。1907年邮传部成立之际,周万鹏被派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万国电约公会。会议期间他了解到西方各国的电报政策和技术规范,深感我国治理电政未谙约章,动辄为外人所牵制,于是在回国以后,着手编纂《万国电报通例》,使我国电政“底于统一”。1909年,周万鹏任职电报总局兼上海分局总办时,发现各局仍用旧莫尔斯机收发电报,易于阻滞,乃全部改换成新创的韦斯敦机,从而使上海电报局趋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推动了电报业的全面革新。[16]电话业中,传出了同样的讯息。20世纪之初,据说声筒,“以玻璃为盖,有钥司启闭,向管发声,闭之以钥,传诸千里,开筒侧耳,宛如晤对一堂”。还有人造德律风,“较西人所制,可远三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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