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4讲 洋务运动.ppt

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李鸿章》（1901）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从全局看，洋务运动可以说“成功”多于“失败”。洋务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土壤里第一次生长出资本主义，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一定意义上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但二者不能划等号，甲午战争的失败不等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或彻底破产。甲午之败说明洋务运动存在问题，并不能说明洋务本身是失败的，只是说明当时学西方很不到位。“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于其只变器，不变制，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从洋务运动的目的看，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与此同时，抵御外侮，求强求富。一定程度上，这些目的是达到的。（“同治中兴”、收复伊犁、中法战争做到“不败”或“稍胜一筹”）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自主的改革，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不能说它是失败的。整体上看，洋务运动推动了清末经济水平的增长，提高了国力。洋务运动使得国家政治格局转变为“外重内轻”、“汉重满轻”，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焕发一定活力。地方势力的崛起。清末国内地方中央格局的改变。汉人势力的崛起。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被激活。学习西方。“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实处。洋务运动从整体上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士大夫的集体自觉行为。洋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中坚人才长期匮乏。比如科举不变，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就不会变；军队是练兵不练官；企业不仅要花重金购置机器，还要给洋人技师支付高额的薪金，很难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士大夫对于变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虽然中国已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但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收到很大的冲击乃至改变，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纪，在儒家建构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现实。最重要的是科举制度没有变，人们学的、用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和新事物关系不大，所以普通人也没有强烈的需求去学习新学，也没有意愿要投入到这场变革中去。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十九世纪末的国家生存危机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边疆危机。戊戌变法广义指的是自１８９５年公车上书始至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这一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一般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改革运动中，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发挥了主要作用，所以也有维新变法之谓。狭义指的是“百日维新”，即自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颁布明定国事诏至９月２１日这１０３天的改革运动。洋务与维新铁路、矿务、银行乃至铁厂等工业企业的大规模举办和发展，新的教育事业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的兴办，表明洋务事业并未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停顿。后期洋务派集团，是一股介于顽固派、维新派之间比较独立的相当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既主张采用西学策议变法，但又反对维新派那种比较全面的变；既与帝党、维新派有直接或间接的瓜葛，又与后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交替”与“交叉”：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运动在政治上是由封建专制向民主立宪过渡的“交替”关系，在经济文教等措施上是“交叉”关系。“中体西用”——“西体西用”“中体西用”——“中西合一”洋务与维新《劝学篇》分内篇、外篇：内篇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等九篇，中心意思是保护中学的“体”。外篇分：《益智》、《游学》、《设学》、《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矿学》、《兵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篇，基本上都是讲学习西学的科学技术以致用的问题，兼及中学与西学的有机联系，从理论上总结了洋务活动和“中体西用”的体系。在洋务运动中，洋务官僚一般只讲学西艺，避免提学西政，而张之洞却在《劝学篇》中提出“政艺兼学”的命题。张之洞对西政议院制的称许不逊于某些维新派人士。洋务派官僚代表刘坤一、张之洞对洋务运动指导方针“中体西用”有所突破，主张“中西合一”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因为袁世凯向荣禄告秘吗?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变法运动开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见袁世凯，密谋围攻颐和园，或囚或杀慈禧太后。八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