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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在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远远多于股份有限公司。但对有限责任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却有所不足,这不仅导致了相关立法的缺陷,也成为了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意图寻求治理突破时的瓶颈。本文试图通过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比较,结合国外相关立法,在对不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治理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问题。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和股份有限公司治理的比较。

该部分首先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比较;其次从“资合性”和“人合性”两方面对两者的性质进行了比较;同时在公司治理的外部因素中,从两者面对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非正式契约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上述比较,总结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即:第一,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治理不仅缺乏一种公司治理文化,而且也缺乏可以借鉴和反思的历史素材;第二,有限责任公司很难出现一种全球趋同的治理标准或原则,更多体现出的会是治理中的“个性”而非“共性”;第三,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改善往往很难寻求外部诸如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的配套制度支持,只能从公司内部着手;第四,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法律应当只是起到权利救济和原则性指引的作用,对于具体的治理结构而言,更多的应是依赖于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各方在法律的原则性指引之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契约的构建实现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效治理。本文第二部分为:中美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法律规定的比较与分析。本部分首先对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中有关公司治理模式的规定,有关公司经营者忠诚义务和谨慎义务的规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而后分析了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再结合本文第一部分中总结出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对两国的相关规定作出比较、总结,并得出结论:美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充分尊重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司治理的“个性”。其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人拥有了较为充分的,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设计”公司治理和经营模式的权利。同时结合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其有限责任公司治理会随着判例的发展更加具有多样性。

而我国《公司法》虽然新近的一次修订已经有了诸多突破,但在有限责任公

司的治理问题上却未能有质的改进。其为增加有限责任公司“自主性”做了些许细节上的修改,但在最根本的治理模式上依旧没能突破传统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从这一点来看,我国新修订后的《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治理问题上,向我们传达的立法价值取向仍然是:重“资合性”,轻“人合性”;重“法定治理”,而轻“契约治理”。本文的第三部分:为不同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治理。

在本部分中,首先以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状态为视角,将有限责任公司分为了单一股东、多个股东参与企业管理、多个股东聘请职业经理人参与企业管理、引入新股东等四种情形。并对每种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相关机构和治理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不同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所面临的公司治理的实质结构和治理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有限责任公司在“资合性”和“人合性”间的不同倾向所带来的对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需求。针对这种不同需求,可考虑分别根据“资合性”和“人合性”对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影响,在我国公司法中原则性的规定不同的治理模式,以供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实际需求选择适用。本文第四部分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

在该部分中,首先指出要完善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的法律规定,需要从重构立法价值作起,即要从“法定治理”向“契约治理”转变。同时也指出在肯定出资人拥有设计公司治理模式权利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法律所应当承担的示范和指引功能。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立法不能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而应该是在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模式的构造提供更多自主性的同时,也为出资人行使自己这种“治理模式设计自由”提供足够明确的示范与指引。而后在具体模式的构建中,根据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与“人合性”程度的不同,提出了三种治理模式,即:倾向“人合性”的治理模式、兼顾“资合性”与“人合性”的治理模式以及倾向于“资合性”的治理模式。

该三种模式由出资人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或共同意愿进行选择。而法律对三种模式作出规定,为出资人就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选择的空间,这种空间实际上也就划定了出资人在这个问题上行使自由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