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灵魂的完美重现与升华——观2018“布雷根茨音乐节”版《卡门》有感.docVIP

《卡门》灵魂的完美重现与升华——观2018“布雷根茨音乐节”版《卡门》有感

比才的歌剧《卡门》（Carmen）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充满着变数—剧中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整部歌剧的表现形式，都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被打磨，围绕着自由和现实为中心的主题不停地迭代。从1875年首演至今，歌剧舞台上的《卡门》历经无数变换，衍生出诸多不同版本的演唱范例，既有玛丽亚·卡拉斯（MariaCallas）、特蕾莎·贝尔冈扎（TeresaBerganza）、安娜斯·巴尔莎（AgnesBaltsa）等老一辈歌唱家的经典演绎在前，也有新一代歌唱家艾琳娜·加兰查（ElinaGaranca），纳迪亚·克拉斯特娃（NadiaKrasteva）等人的新鲜诠释在后。在如今世界歌剧舞台呈现多元化、开放化的大背景下，受众对于现代艺术的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变得越发宽容，给予了歌剧更加宽广的二次创作和创新的环境，赋予了歌剧艺术更多的可能性。如何让比才的《卡门》这部上演了成千上万场次的经典歌剧带给观众新的灵感和启发，是否能在尊重原著、保留本真的基础上，避免千篇一律、程式化、脸谱化的卡门，从演唱、表演到舞台设计创作等不同角度创新和升华，是今天所有歌剧工作者和职业歌剧演员永远值得思考的问题。2018年，恰逢比才诞辰180周年，是为此文，以兹纪念。

《卡门》从诞生到成功

虽然，与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春之祭》首演时观众们和乐手对骂互殴并险些引起暴动的混乱场面相比，歌剧《卡门》于1875年3月3日在法国的首演已经显得相当“风平浪静”—至少，还有观众在第一幕结束后，表达了对咏叹调《哈巴涅拉》、米凯拉与唐·何塞的二重唱的欣赏，并对作曲家比才表示了祝贺。然而，歌剧结束时，全场观众用冷淡、蔑视和拒绝的态度给予了比才沉重的打击。尽管曾经是瓦格纳歌剧崇拜者的哲学家尼采和著名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圣-桑给予了《卡门》极高的评价，但比才还是在首演结束的三个月后郁郁而终。他没能见到《卡门》日后的辉煌成就，更没想到这部首演之时备受冷落的剧目会成为全世界上演频率最高、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

追求自由和创新的路无比艰难，比才在歌剧脚本创作之初就遭遇了“围堵”，他在很多重要的剧情节点，都与亨利·梅拉克（HenriMeilhac）、卢多维奇·阿莱维（LudovicHalevy）整理的脚本产生了冲突—比才更倾向于尊重梅里美小说原本的文字和描写，但是在当时剧院高层和社会背景的强压下，不得不把小说中的文字进行“软化和洗白”。在比才的极力反对和争取下，仅有卡门的咏叹调《哈巴涅拉》和纸牌场景中卡门的独唱部分的歌词是完全按照比才本人的意愿进行润色，其余的歌词内容究竟有多少是作曲家本意，不得而知。歌剧正式排练前，因为场景切换等问题，整个歌剧又被多次修改；排练开始后，独唱演员要求修改和删减“不合理”“不适宜演唱”的片段，乐队演奏者和合唱队员也对于他们自认为“不重要”的片段进行简化。终于，这部经过了无数次修改和删减的歌剧首演问世，却遭遇了失败，观众们认为卡门是“不道德的”。当时的乐评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比才的这部歌剧过于前卫，过于“瓦格纳风格”；另一派却认为这部歌剧不够时尚，前后矛盾，毫无逻辑。唯有乐评家芮叶尔（E.Reyer）预感并评论道：“《卡门》没有死。”随着《卡门》首演的结束，对歌剧本身无休止的改动和歌剧艺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发酵”才刚刚开始。

1875年6月2日，比才在自己去世的前一天签下了一份合同：《卡门》将在维也纳皇家歌剧院上演，但必须以所谓“适当的”大歌剧（GrandOpera）的形式改编以后。至于这个计划是出自比才本人的意愿，还是出自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经理弗兰茨·约纳的决定，抑或是源于比才的朋友（也是他的遗产管理者）艾恩斯特·吉罗（ErnestGiuraud）的决定，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原本被称为法国喜歌剧（Opera-Comeque）的《卡门》,是由舞台对白（对话）连接音乐和演唱段落，这样的表演形式决定了歌剧的种类，而非歌剧的剧情和内容本身；与喜歌剧同时存在的大歌剧，则由宣叙调（Rezitativ）来连接咏叹调和整个剧情。当时的年代，把原本歌剧首演时的对话台词改写为宣叙调，也就是说，把喜歌剧转变为大歌剧的先例也不少，例如古诺的歌剧《浮士德》《米蕾叶》和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就经历过这样的改变。吉罗根据原本的台词对白，结合歌剧《卡门》的旋律风格与和声走向，重新编写了宣叙调，以替代剧中对话部分。这次，《卡门》在维也纳获得成功，并迅速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名声大噪，频繁上演。1875至1883年间，前后总共有五个不同版本的《卡门》上演：1875年3月3日的首演版本、1875年比才亲自删减版本、1883年上演的版本等三个喜歌剧版本，以及1875年8月23日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版本、吉罗的改编版本等两个在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