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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实践表明，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不符合中国国情，仍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论十大关系》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

《论十大关系》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报告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点把握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内容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着眼于调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其中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在论述如何开辟一条和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新思路。“十大关系”的后五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述的是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如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呈现出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现实需要。毛泽东这里讲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既包括党内的因素，也包括党外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因素，也包括国外的因素；既包括直接的因素，也包括间接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一般来说，积极因素是处于主导的、统治地位的，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可靠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条件，大力促使消极因素比较多、比较快地向积极因素转化，并同时尽力防止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逆转。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将“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作为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党的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的八大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