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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洮砚制作技艺在当代的解决方案

高莉花

【摘要】洮砚作为我国四大名砚之一，其制作技艺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由于制砚材料的胡乱开采、洮砚经济效益低、手工艺人文化程度低等原因，传统工艺得不到继承和创新。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的研究以及对洮砚发展现状的分析，结合传统洮砚的制作技艺，为当下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提出更高效的改进方案。

【期刊名称】《中国艺术》

【年(卷)，期】2019(000)002

【总页数】8页(P72-79)【关键词】洮砚制作;非遗传承;手工艺创新;精准扶贫【作者】高莉花

【作者单位】［1］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529

一、洮砚制作技艺的历史溯源

洮砚制作技艺是以喇嘛崖的上好石料为原材料，通过严格的选材、设计构图、雕刻切削、打磨抛光等多道程序，制作砚台的传统手工技艺。

关于洮砚制作技艺的历史渊源，根据安徽六安市附近曾出土的一方汉代洮石砚板，形制继承战国传统，可以推断，手工艺人至少在汉代已经开始了洮砚的制作。盛唐时代书法家柳公权的《论砚》：〃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今指甘肃卓尼一带）。”这是现能找到的对洮砚最早的评价。孙敦秀曾说：

〃唐时洮砚制作较盛，当时和端、歙、澄泥砚并称为四大名砚。”这说明洮砚雕刻技艺不仅盛于唐代，而且在唐代已经有了四大名砚的排序。郭光德的《尚水阁藏砚》中刊录一方唐代“洮河箕形砚”。明代陆深《俨山外集》说洮河绿石“唐以来名人多探之以制砚”。王如实的《洮砚历史有望改写——唐代箕斗型洮砚现身沪上》，介绍了一方出土于合肥市的唐代箕斗型洮砚。上海博物馆现存一方洮砚，经鉴定为唐代珍品。这些诗文记载和出土文物都说明唐代洮砚的使用比较盛行。

宋代的文人雅士写下大量咏洮砚的诗文。如著名鉴赏家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称赞洮砚：〃除端、歙二石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为珍贵，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陆游

《剑南诗稿》中提到：〃玉屑名笺来濯锦，风漪奇石出临洮。”由于文人雅士的介入，洮砚的价值猛增，制作水平也达到一定高度。宋代后期，北方长期受辽、金、元的统治，高水准的洮砚制作技艺持续时间很短暂，多是以民间比较流行的手法制砚，地域特色非常明显。

明代，洮砚石材矿区属岷州十七里中的底藏里管辖。清袭明制，仍属岷州管辖。石料管理规范，贸易往来频繁，洮州、卓尼、狄道（今临洮）、巩昌（今陇西）、河州（今临夏）、兰州等地的雕刻艺人众多。“康乾盛世”时期，对洮砚的挚爱达到了新的境界。甘肃兵备道沈青崖视洮砚为终身伴侣：〃肤如蕉宝叶嫩，波纹墨林，从今怀寸璧，助我老来吟。”清初史学家黄宗羲作七律喻洮砚为〃寒山云”〃开皇极”，认为洮砚品质远在端、歙二砚之上。乾隆皇帝有诗云：〃临洮绿石，有黄其标，似松花玉，珍以平逢。”他钦定的《四库全书》视洮砚为国宝。

清代古砚

民国时期，当地土司为了应对各方关系，加重了对其属民的盘剥和榨取。作为贡物的洮砚年贡数猛增。石料的开采量增大，采掘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的规划，杀鸡取蛋，资源浪费严重。

1949年后，洮砚矿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归农业社集体所有，石料亦由集体采取，矿区管理趋于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甘肃省建立了制作洮砚的工艺美术车间，洮石产地所在县乡也成立了洮砚加工点，砚工人数大增，出现了一批制砚名家，如苗存喜、石长生、李茂棣、张建材等。2009年，李茂棣被文化部命名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后，除在家族内部带徒授艺外，打破门户之见，广收外姓徒弟，彻底转变了制砚工艺的传承模式。2017年，卢锁忠又被命名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卢锁忠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创新求变，设计出了顺应市场需求的洮砚作品。在他的带动下，洮砚制作技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

洮砚制作技艺是一项艰苦细致的民间手工技艺，从设计到完工都需要高超的技艺。

历代砚刻艺人主要是父子传承的家庭传承方式，他们通过自己的坚守，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洮砚文化。一千三百多年来，洮砚制作技艺历经风雨，以顽强的毅力传承着传统技艺的精粹。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洮砚制作技艺成功申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政府更加重视对此项技艺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大批砚刻艺人在雕刻工艺上传承创新，好多艺人被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命名为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砚刻的艺人队伍不断壮大，洮砚精品不断出现。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作为传统书写工具的笔、墨、纸、砚被电脑所取代，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办公趋向于〃无纸化”，电脑代替了手写。除了极个别的书法爱好者外，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