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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民教之争

袁世凯是处理和平事件的人。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任职至一九。。年五月前，袁世凯对义和团抱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五月份起,才开始了对义和团的屠杀。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五日，袁世凯到达济南，次日接管一切大权。半个月后，在给清廷关于民教之争的第一封奏折中，袁世凯写道：“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卅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理”，“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在这里，袁世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山东地区民教争执的原因，指出教民依持教会,鱼肉乡里,欺压平民百姓;而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往往不顾曲直，偏祖教民。受压抑遭歧视的平民百姓,被迫反对教会势力。为了纠正前几任巡抚们的偏差，平息山东的民教之争,袁世凯提出了“治本”、“治标”两种办法。所谓治本，“在于调和民教而已。而调和民教，又在于颁示约章,整顿吏治”。为此,袁世凯特地颁布告示，规定以后再遇有民教之争，官吏在审理时，“遇案不分民教，但论曲直。毋许教士干预词讼”。即政府各级官吏都以调停人的身分出现，公平处理教案。如曲在教民，官吏不能因为他有教会的支持而压制平民；同样，如曲在平民，官吏也不能因为教民入教而偏袒平民。

“教不得倚势凌民，凌民者许民指控；民不得借端闹教，闹教者按律究治”。

袁世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了孟阴县民教之争，惩罚了依恃教会,一贯横行无忌的教民。

“肥城教案”的处理，最典型地反映了袁世凯的态度。一九。年一月，英国传教士卜克斯由泰安城回平阴县教堂，路经肥城张家店,与恩县、肥城县人孟洸汶、吴方城、吴经明相遇，“因吴方城声言,近来教民欺讹平民、疑系洋人主使、因此上前拦住卜克斯去路”，卜克斯持刀行凶，孟、吴上前夺刀还击,混战中杀死卜克斯,案发后,三月十五日袁世凯受理此案,处死孟洸汶;判处吴经明两年徒刑,杖责八十;吴方城被流放三千里,杖责一百。肥城知县、肥城讯千总因保护不善被革除官职。不料,英国领事甘伯乐对此种处理，极为不满，坚持要从重判决，“一、将凶犯从重治罪，巡抚会同观审，该领事监刑。二、将杂安府知府及肥城、平阴两知县均革职，永不叙用。三、照教会内绘图，在行凶地方建立教堂，由教士择地，由官给费，并由民集资立碑”。对甘伯乐这种无理要求，袁世凯据理力争，逐条加以批驳。第一，案件的审理，本是臬司的天职，“巡抚断不能与领事会观”，领事更不能监刑。第二，泰安府知府与平阴县知县，同本案无关涉，不应有任何获咎。至于肥城县知县，已经因“地方官保护不力，按降留参处。所请永不叙用，决难照办”。第三、建立教堂之事，只能给银九千两，出地五亩。就处理“肥城教案”的全过程来看，在处理中，尽管也有屈从英国人的方面,如答应在卜克斯被害的地方，由官府出钱建筑教堂,树碑立传,但总的来说,袁世凯尽最大努力。英国领事甘伯乐恼怒地说：“此次给款不及一万两，捐地不过五亩,较前两案，。已轻重相悬，若复不肯将该守令等严办，未免视英人性命太贱,英廷必不允许。”案结后，在上报奏折中，袁世凯委婉地批评了朝廷一味迁就洋人的作法，坚持“但论曲直”的原则，”况洋人欲壑难盈，得步进步，东省库款奇细，亦何堪任彼需索，屡偿巨资C”袁世凯“调和民教”的政策，客观地说是有利于义和团的。